諮商的療效：心理師與患者共同為「個人痛苦」構建一個令人滿意的故事

尋找意義

人們普遍認為，在痛苦中找到意義比讓痛苦折磨自己的生活要好，但要如何找到這種意義，答案並非總是顯而易見。一種方法是尋找或構建一個前後一致的故事，來解釋當下的情境。我說「尋找或構建」，是因為有些人認為情境的意義是固有的，就好像意義是由背後的靈性歷程所賦予，只能「尋找」。另一些人則認為意義是在人的內心創造的，因為我們通常是透過令人欣慰的故事，來讀懂情境的意義，或將意義投射到情境之中。面對這種明顯一分為二的觀點，我們不能過於僵化，考慮極端情況，這兩種觀點都有問題。如果我們相信意義存在於人之外，由神靈所賦予，那麼可能只有一個真正的意義，這會導致人們無法靈活地看待意義，或是無法確信自己是否真的找到了意義。另一方面，如果意義只存在於人的身上，那麼不同的人就會為同一事件賦予不同的意義，因為我們都在創造自己的現實，沒有絕對的標準，道德也就變成相對的；而道德立場會出現爭議，部分原因就是它無法在很多衝突的觀點之間做出決定。

患者的故事是否可信、歷史是否真實，並沒有那麼重要。雖然我們知道記憶可能是不可靠的，混合了患者的希望、恐懼、幻想等渲染之後建構出來的，但這些故事為心理治療工作提供了即時的材料，可能發生變化。

如果人們認為意義是由某個在背景中運作的靈性智慧客觀賦予的，如超個人自性（the transpersonal Self），那麼意義可能隱含在痛苦的情境之中，必須透過辨別的過程來發現意義。不少榮格學派的學者都持有這種觀點，這意味著人格有特定的使命或終極目的，而痛苦就指向這個目的（第十一章會討論宿命和命運的問題），因此痛苦的意義和痛苦對未來的目的有關。心理治療師的作用就是幫助患者找到痛苦所指向的意義—我們要思考的是，痛苦會將他／她帶往何處？也許是一個他／她自己無論如何也不會去往的地方。如果心理治療師對目的論持懷疑態度，他會把這樣的過程看作是嘗試清楚隨機性，或者是為了增加個人的掌控感。至於這種解釋是否對臨床實務有幫助，端看每個人的價值判斷。對於無神論者來說，沒有必要牽扯出痛苦的超個人層面，在他們看來，就只是巧合或者運氣比較差而已。

無論是從宗教還是無神論的立場出發，許多心理治療師認為，我們（心理治療師和患者）最多只能共同為個人的痛苦構建一個令人滿意的故事。治療師和患者一起選定一個貼進患者獨特人格動力的敘述方式，建構一個使患者的人生變得完整的故事（Shafer，1982）。許多當代心理治療師認為，我們對一個人童年的理解從來都只是一種敘事的創造，也是治療關係的部分功能。我們從這個敘事中得到的任何意義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真相—這與經典精神分析所宣稱可以找到「真相」形成對比。故事的真相必須保持暫時性，並且可以接受修改。

不過，我們發展的故事也許只是為了抹平生活中的模棱兩可，實現其連貫性，既便如此，它所賦予的意義可能是有用的。如超個人自性（the transpersonal Self），那麼意義可能隱含在痛苦的情境之中，必須透過辨別的過程來發現意義。不少榮格學派的學者都持有這種觀點，這意味著人格有特定的使命或終極目的，而痛苦就指向這個目的（第十一章會討論宿命和命運的問題），因此痛苦的意義和痛苦對未來的目的有關。心理治療師的作用就是幫助患者找到痛苦所指向的意義—我們要思考的是，痛苦會將他／她帶往何處？也許是一個他／她自己無論如何也不會去往的地方。如果心理治療師對目的論持懷疑態度，他會把這樣的過程看作是嘗試清楚隨機性，或者是為了增加個人的掌控感。至於這種解釋是否對臨床實務有幫助，端看每個人的價值判斷。對於無神論者來說，沒有必要牽扯出痛苦的超個人層面，在他們看來，就只是巧合或者運氣比較差而已。

無論是從宗教還是無神論的立場出發，許多心理治療師認為，我們（心理治療師和患者）最多只能共同為個人的痛苦構建一個令人滿意的故事。治療師和患者一起選定一個貼進患者獨特人格動力的敘述方式，建構一個使患者的人生變得完整的故事（Shafer, 1982）。許多當代心理治療師認為，我們對一個人童年的理解從來都只是一種敘事的創造，也是治療關係的部分功能。我們從這個敘事中得到的任何意義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真相—這與經典精神分析所宣稱可以找到「真相」形成對比。故事的真相必須保持暫時性，並且可以接受修改。

不過，我們發展的故事也許只是為了抹平生活中的模棱兩可，實現其連貫性，既便如此，它所賦予的意義可能是有用的。是會選擇自己的病，「因為我真的相信，因為疾病，我感受到了更多的東西，感受也更加深刻；有了更多的體驗，體驗更加強烈；愛得更多，也被愛得更多⋯⋯我意識到自己發現了思想和內心深處的新角落。」（pp. 218-219），她似乎在說疾病是她自我感發展的關鍵。

對尋找意義的忠告

通常我們要經歷一段長時間或強烈的自我懷疑，才能發現痛苦的意義。自我懷疑的結果是，痛苦以一種其他過程無法實現的方式，讓我們認識自己。這對老年人來說可能特別困難，因為意味著他們必須審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實際發展方式之間的差異。毫無疑問，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這表示必須認真審視自己的幻想，也要直面那些需要哀悼的失望和永遠無法實現的目標。另一方面，有時候某件事發生時造成痛苦，但是直到很久以後，人們才能理解其意義和重要性，或者為什麼在當時是必要的。在這樣的尋找過程中，沒什麼特別的治療技巧是有用的。也許一些開放式的提問，如他從經驗中學到了什麼、對他來說有什麼意義、目前為止他是如何應對等等，是最有幫助的。

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是關於心理治療對意義的探尋。這樣的問題可能會出現：心理治療師試圖將某個認知框架強行套在嚴重的痛苦或困擾之上，從而防禦性地迴避受苦者所處的殘酷現實。有些形式的痛苦，例如集中營的監禁，似乎是毫無意義的，即便是嘗試合理化這些痛苦，也沒有任何辯解的可能性。如果是這種情況，心理治療師還在他人強烈的痛苦中尋找意義，就會顯得非常冒昧。這樣的嘗試會讓受苦者覺得心理治療師並沒有真正理解他或她所承受的痛苦有多強烈，或者只是簡化問題，又或者心理治療師自以為高人一等，或者心理治療師試圖迴避真正的問題。就算討論意義問題的時機是適當的，治療師也只能透過開放和接納的方式，為尋找意義創造條件，而不是以一種事先知道會浮現什麼意義的態度、也不是藉由一些技巧，這些方法往往是受自我驅動（ego-driven），並且要求患者服從治療師對治療過程演進的安排。手冊化的指南特別容易抑制治療的創造性，並阻斷意料之外的事情在治療中出現。對治療師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等待痛苦情境的意義自動浮現。

在心理治療中，與患者開啟關於意義的對話之前，治療師可能會問：是什麼支撐你走過最困難的時期？是什麼給了你希望和安慰？也可以問問患者：讓你心存感激的是什麼？你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你感到生活擁有明確的目的嗎？或者你覺得生活是為了什麼？對於追求靈性成長體驗的人來說，痛苦可以是來自超個人維度的邀請，邀請他們開啟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對於無神論者，特別是那些存在主義取向的人來說，雖然沒有任何超個人背景，痛苦仍然可以激發他們對個人意義的探索。

通常，意義的發現需要的是想像力，而不是邏輯思維。經驗的意義可能不會在認知層面、透過語言浮現。相反地，它可能以幻想的意象出現，改變我們的觀點。想像力是創造力的重要來源，使我們能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來解釋處境，從而使我們免於受困。例如，在西方思想中，憂鬱症（melancholia）、靈感和想像力之間的關係源遠流長。雖然憂鬱症可能使人麻痹，但也可能帶來獨特的創造性見解。彷彿人們需要憂鬱症帶來的強迫性內省，來接近關於自己和世界的深刻真理。正如憂鬱症可能是對想像力的刺激，想像力也可能是處理憂鬱症的一種方式，這就是為什麼創造力是憂鬱症藝術家和作家的寶貴資源，以及為什麼榮格敦促我們將我們的情緒鑄成意象並與之對話。

※本文為心靈工坊出版的《受苦的靈魂：從深度心理學看痛苦的經驗與轉化》，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