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忍到底？遭遇職場性騷擾「76%選擇不通報」 最大原因曝光

遭遇職場性騷擾後，絕大多數的受害者選擇保持沉默，主要原因是舉證困難，擔心被吃案。對照2023年6月起，台灣#Me Too狂潮為何風起雲湧？正是因為社群媒體的匿名性，為爆料者提供了某種支援系統。

在《遠見》針對職場性騷擾的一項網路調查中，1516份回收問卷中，總計有393份填答「自身曾受到職場性騷擾」，26％的高比例，凸顯了職場性騷擾頻發，幾乎無所不在。

若再針對這群受害者詢問「遭受職場性騷擾後，是否有通報給公司？」，結果竟有高達76％的人回答「沒有通報」，揭露了另一個更令人感到不安的現象。

這個結果令人咋舌，也展現了台灣職場極為嚴重且值得憂慮的問題：職場性騷擾的大多數案例，在事發之後選擇了保持沉默，儘管防治職場性騷擾的《性別工作平等法》，早就在2008年已經更名施行。

從調查中數據中可以看到，只有23％的受訪者選擇向公司通報了自己所經歷的性騷擾事件。這意味著，有許多赤裸裸的職場性騷擾，可能正被忽視或掩蓋，而不是得到正視和處理。

怪罪受害者的文化，太奇怪

根據《遠見》同一份「職場性騷擾 #Me Too」調查，自身曾受到騷擾者中，76％會選擇隱忍不通報，最主要的原因是「舉證困難，擔心無法成案」，占了51％。

提供足夠的證據，真的很困難，畢竟在當下有多少人會錄音？周遭又有什麼人願意站出來佐證？甚至由於法律以無罪推定，反而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背後更深層次的障礙，還來自於可能被「吃案」，對職場性騷擾的訴訟程序缺乏信心，認為案件「被壓下來」、「被包庇」，難以獲得適當的處理。

引爆台灣新一波Me Too運動的催化劑，公推是暢銷電視劇《人選之人—造浪者》帶起的漣漪效應，就像女主角翁文方面對受到政黨內部性騷擾的下屬，準備向上申訴時，第一需要克服的障礙就是舉證。

值得注意的是，有37％的受訪者不通報，是擔心通報後會影響到個人未來的職涯發展。尤其是遇到了上司的性騷擾，考量到主管的權力大過自己，而選擇忍氣吞聲。

此外，另有36％的受訪者擔心無法受到公平的對待，這進一步說明了公司內部應對性騷擾的程序和政策，不足以令員工信任。

加上社會上存在著「怪罪受害者」的特異文化，受害的人卻往往被汙名化說成是導致事件發生的主因，比如「嗆她胸部大穿得露活該」「嗆她為炒熱度進行誹謗」，通報後要經歷這些指指點點，也難怪受害人會卻步不前。

與此相關，31％的受訪者擔心會面臨報復，2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擔心無法保障隱私。

另外，24％的受訪者認為缺乏健全的法律規定，不清楚可以怎麼處理，而還有20％甚至都不太了解職場性騷擾是怎樣的，難以分辨騷擾與關心的差別，這兩者皆反映出上班族相關教育的缺乏。

綜合以上，這些調查數據提供了明確的證據，揭示了員工在遭受職場性騷擾後，對職場文化與社會環境的擔憂與無奈。

站出來發聲需要多大的勇氣？不但要驅散自己內心的陰影，還可能面對公眾的指責與質疑，甚至葬送自己的事業。

無論是煩惱會不會被吃案、對公司的回應感到失望或懷疑，或者是害怕通報後會受到報復、擔心個人聲譽進一步受傷害，種種原因，或許也透露了一個訊息：公司在處理性騷擾的無力、無效和不足。

對性騷擾零容忍，正在形成風氣

既然性騷擾事件的當事人大多選擇隱忍，又為何自2023年6月Me Too運動如狂潮一般席捲全台，爆料控訴接連不斷？

104人力銀行行銷長張寶玲分析，原因之一是現在的支持及聲援系統「愈來愈好」。

時代也變了，社交媒體具備匿名性，又能迅速擴散，一方面可以保護吹哨者的隱私，一方面也讓他們從網路上獲得認同和鼓勵，最終有辦法真正訴諸社會大眾，把實情講出來。

「這些曾經的受害者覺得現在講出來，有更多的人會給予支持，」張寶玲指出，這波Me Too運動中的眾多案例，不乏第二位、第三位爆料者出面一起指控涉事者，原本選擇沉默無視的大眾，也紛紛出面一起站出来打「鹹豬手們」的耳光，就會讓更多隱藏在角落的受害者鼓起勇氣曝光。

調查方法說明

執行單位：遠見民意研究調查

調查對象：台灣地區20～65歲民眾

調查方式：網路調查

有效樣本：最終有效樣本共1,516份

調查期間：2023年6月29日至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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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2023.07.07《遠見》網站，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