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李互批佐證教改災難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一群家長帶著孩子走上街頭，發起人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提出四大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並將聲明託付給立委，希望他們在立法院落實。黃教授表示：教改長路漫漫，明年、未來幾年還要再來。當時黃教授應該不會想到，該年九月廿一日就在李登輝總統主導下，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諮議委員會，並由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擔任召集人，從此教改卅年不回頭。更不會想到多年後，李登輝認為教改失敗李遠哲要負責，李遠哲卻歸責李登輝用人不當，二人互批恰恰佐證了卅年教改一場災難，因為一開始就錯。

第一錯，菁英思維主導：教育永遠在理想與現實間拔河，目標可以遠大，但現實、民情、資質、人性交錯下，機制如何啟動方能達標，考驗主事者的智慧。但教改主事者全是學界菁英，他們是自由開放的得利者，從未體會中下層學習的艱難，更沒有「橘逾淮而為枳」的智慧。李遠哲主張雙語，說自己中小學時五種語言並進互不影響；黃武雄主張學校教育只須做兩件事，一、打開孩子的經驗世界；二、發展其抽象能力，第三件事便是留白；史英則大推建構式數學。菁英群各有理論，卻從未在台灣教育環境中進行過實驗。教學現場的老師環顧資質、家境差異懸殊的學生，還真不知他們如何能在「留白」中學習，如何「主動建構」數學概念，更不敢在沒有實證基礎下，拿孩子的未來打賭。所以，四一○教改團體的主張在教育界掀起論辯，本不易得到社會共識，但在二李出面護持後，居然輕騎過關，從此這套菁英思維主導了教育至今。

第二錯，政治意識掛勾：四一○教改宣言中第三訴求「推動教育現代化」強調民間與官方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觀，官方必須放棄「規畫限制封閉」的後封建心態，建立「發展鼓勵開放」的新世界觀，台灣教育在政治主控下長年維持的中央集權制必須打破，讓權力下放。第四訴求「制定教育基本法」則強調必須擺脫四十多年政治戒嚴所造成的威權主義，納入現代化教育精神。這兩大訴求中的關鍵字應打動了李登輝總統，因為恰恰提供其建立台灣意識的切入點。於是在教改口號下，改變歷史重視時序、正統的「規畫限制封閉」心態，而以杜正勝「同心圓史觀」的略古詳今解構中國史。但弔詭的是，在去國編本統一教材的同時，卻藉由課綱審核及教科書審核，「規畫限制封閉」有關中國的敘述，建立「中國台灣一邊一國」的概念，卅年有成，導致兵凶戰危。

第三錯，主事者沒品格：二李無庸置疑絕頂聰明，一得諾貝爾獎，一掌控政壇迄今影響力猶存。但毫無「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的坦蕩。後繼者亦如是。教改在他們手上盤弄，成為攫取個人權位的工具，絲毫未顧及台灣前途、福祉與未來，這是台灣人民最大不幸。

回首教改卅年，學子知識品德兩失，錯誤已釀成海嘯，但人民能否發聲自救？立院能否為民喉舌？眾志成城方能扭轉台灣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