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參選人提「生計難民」解方

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區低收入戶的人數，已經連續十年呈現下降趨勢。去年的低收人數為廿八點八萬人，僅占全台總人口百分之一點二五，連近三年疫情期間，也未見官方揭露的低收入戶數與人數有所增加。只不過亮麗數字的背後，卻凸顯台灣社會正陷入高齡兒少貧窮化、社會新鮮人學貸貧窮化、勞動族群工作貧窮化、代代貧窮複製世襲化、家庭生計通膨貧窮化等所謂「體感貧窮」的後真相圖像。

乍看之下，簡潔易懂的「體感貧窮」一詞，背後卻隱含深邃、複雜、多重、變異及其動態的概念內涵。換言之，體感貧窮的意涵解讀，可以從窮人到貧戶、從絕對貧窮到相對貧窮、從客觀貧窮到主觀貧窮、從特定事件的過渡性貧窮到無所不在的生活性貧窮、從福利身分的中低收入戶到社會低端人口的近貧族群、從官方最低生活水準的貧窮線到貧窮資格的認定爭議、從個體性貧窮到區域性貧窮，以至於從外顯的「體感貧窮」到內隱之「身心怯志」，作延伸性思考。如此一來，貧窮的相關概念，就不僅止於個別、物質、客觀、外顯、生理等範疇，而理當就「個體—制度—大環境」的論述軸線，找出舒緩生活困境的各項配套措施。

畢竟，檢視生活的經濟不安全，是要有勞動意願、就業能力及所得維持不足等結構性限制的綜合思考，而此一更形擴大的貧富階層化或階層深化的「生計難民」，早已成為當代台灣社會的重大危機。台灣社會裡，從不婚、晚婚、少生、不生、難生，到租不到屋、買不起房、無法生養，讓「立業—成家—安居」的願景，對照於「失業—畏婚—無殼」的怨景，成為「體感貧窮」預期中的演變後果。

不同世代的體感貧窮意涵也有差異，例如，就業人口之於工作貧窮、退休養老之於年金貧窮、兒少貧窮化之於家戶所得不佳或喪失。要從體感貧窮的既存現象，找出原因與改善措施，才是止貧、扶貧與脫貧的重點。當體感貧窮已變成具有集體意義的社會事實，要如何從針對貧窮的個案工作處遇，延伸到擺脫貧窮的照顧管理機制設計，亦即涵蓋教育、勞動、產經、衛福、內政等跨部會、跨領域、跨專業的脫貧政策與服務體系，才是體感貧窮現象值得討論之處。

思考體感貧窮議題，不只是個別遭遇、家庭境遇和社會不公待遇，而應復歸於積極性差別待遇、社會性投資，以及不利境遇者之人權視角等多方面關照。這部分亟待總統參選人端出關於「生計難民」的可行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