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霸凌防制策略 脫離國際

閱讀廿五日民意論壇張金章老師「防校園霸凌 別被民粹牽著走」一文後，欣慰有教育人員踏上第一線論述校園霸凌議題，並指出現行我國在處理校園霸凌的謬誤之處。就以國際通行、學理論證與防制策略的角度來說，張老師所言皆可做為教育部此次修訂「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的重要參考。

該文所指出的現況困境，也是目前我國處理校園霸凌事件與國際、學理脫軌之處。基於長期投入校園霸凌與少年犯罪防治的角度，提供以下意見供有關單位思考：

一、霸凌知識體的搖擺：二○一○年底發生桃園八德國中校園霸凌事件，引發社會對校園霸凌事件的重視，當時教育部便引進諸多國際、學理的定義與防制模式，後於二○一二年制訂「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從全球共同觀點來防制我國校園霸凌的問題。但到了二○二○年，只因要將教師加入霸凌準則的規範對象，硬是將國際學理中關於霸凌要件極為核心的「勢力失衡」要件刪除；到了今年又企圖將另一核心的「長期持續」要件弱化。若此次修訂結果如此，也正式宣告我國校園霸凌防制策略完全與國際學理脫鉤。

二、師生衝突與生生衝突的定性謬誤：現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把師生衝突及生生衝突都放在同一準則內進行規範，這只是凸顯對兩者之間的定性誤解。生生衝突是屬於少年偏差行為學的範疇，其防制策略與技術在於教育、輔導、指導或矯正；而師生衝突則是屬於管教權力濫用的議題，其防制策略與技術在於行政調查、懲處與再教育輔導。這兩個不同性質的議題卻擺在同一個準則內，妄以同一個霸凌定義作為處理標準，當然會產生捉襟見肘的現象。將師生衝突與生生衝突各自獨立、建置處理法規才是解決之道。

三、處理過程極端向法律傾斜，完全漠視教育輔導功能：校園霸凌既然冠上「校園」二字，自然是採取校園處理模式；就如職場霸凌、監獄霸凌、軍隊霸凌，都自有依其組織運作而制訂的操作基礎。揆諸國際學理對於校園霸凌的操作，皆採取柔性的教育輔導模式；唯獨我國卻反其道而行，採剛性的行政調查模式。更有部分行政法院判決認定校園霸凌調查處理係屬行政處分範疇，徒將我國校園霸凌的處理推向教育行政司法化之路。難怪教育界一直有些呼籲「請政府成立校園法庭」、「都讓法律來就好，還要教育做什麼？」

四、以「判定成案率」做為評估防制成效的迷思：筆者參加某次專家座談會上，聽到官員稱：因為立委質疑我國校園霸凌判定成立率只有一成，所以要修改準則擴大判定成立範圍。本次修訂準則的依據若真是如此，那麼又是因誤解校園霸凌而修法的例子。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統計，全球校園霸凌率依國情不同，介於五％至卅％，全球平均值介於十％至十五％之間波動。若我國校園霸凌判定成立率在一成左右，也在國際標準區間，為提高校園霸凌判定成立率而修訂擴大成立門檻，實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