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校園霸凌 別被民粹牽著走

教育部八月十七日公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預告修正案，但此次修正條文能否適用於當前校園？對基層推動霸凌防制有何困境？

首先是「霸凌」定義混淆。國際定義的四要件為：一、雙方勢力不對等。二、攻擊行為長期反覆不斷。三、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四、造成心理或生理侵犯的結果。霸凌因行為樣態多元及持續性特質，與暴力、勒索等其他偏差行為有所區隔。惟自九十五年教育部公函出現「霸凌」一詞，定義多次轉變。本次修訂，將「一次性嚴重肢體動作行為」納入，霸凌定義被無限擴充，此種隨民粹壓力且過度本土化的霸凌定義，恐不利霸凌防制教育持恆推動。

其次，自從一○九年版「準則」納入師對生霸凌樣態後，師對生之申告案約占四分之一，但因霸凌構成須符合四要件，故成案率不到百分之八。修訂後之「準則」，將高中以下師對生霸凌納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處理範疇，需開校事會議進行調查；面對未來案件可能大增，具資格之成員不足，且如何依不同類型分流調查，亦將產生諸多問題。

此外，「準則」作為防制霸凌核心，未能建立定期回饋機制，又無系統性、常態性政策成效評估機制，不利政策常態性推動。

零體罰、零霸凌等政策立意良好，然現今「學生人權」受重視，學生脫序行為傾向以輔導進行後續改善，對霸凌偏差行為缺乏懲戒，更難以約束家庭教養偏差、舉措乖張之學子。

如今學輔教育制度崩壞，而霸凌處理流程繁瑣，往往一件霸凌案即可癱瘓一處室。霸凌處理其「程序不備、實體不論」特性，加上教育人員養成教育欠缺法學訓練，將對學校形成挑戰。「準則」作為防制霸凌的核心依據，其修訂應當循嚴謹法制程序，廣納各方意見，而非因單一事件衝擊或少數組織團體控制而倉卒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