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棟／央行的功過難斷（下）

令問題更複雜的是，中央銀行因屬國營事業單位，故還肩負了一項央行法所未規定，但為所有公營事業共同都有的任務，那就是必須為國庫賺取盈餘。自二○○二年起，央行對國庫的貢獻每年多在一千五百億元以上，占中央政府決算收入的比重多在百分之九以上（二○一八年起降至百分之八至九之間）。

我在二○一○年即曾為文指出，央行若追求盈餘，其可能採取的手段將扭曲貨幣與外匯政策：擴增外匯存底、傾向新台幣貶值、減少沖銷、放任資金過剩、利率走低。台灣二○○二年以來的貨幣金融情勢與此若合符節，今年八月中研院四位財經院士，以及去年四月出版的「致富的特權」一書（作者含三位台大經濟系教授），即是據此批評央行。

然而，央行對國庫的貢獻，卻受到未必明白其不良副作用的行政與立法等政府單位，以及許多民眾的讚揚。此一貨幣金融情勢是否的確是因央行以追求盈餘為目標而導致，只有央行主政者心知肚明。一個可能的情境，或許是央行在藉買進外匯，以壓低新台幣對外匯價，同時形成貨幣寬鬆與利率走低，以追求協助出口與經濟成長之目標時，一石兩鳥地善盡了擴大盈餘、貢獻國庫的職責。

回到央行政策與其職責的關聯度。央行在充裕國庫方面的貢獻，是相當具體、不容否認的。低匯率與低利率在理論上有促進經濟成長的正面作用；但在負面影響方面，低匯率造成進口物價上升、貿易條件（一單位出口品能換得進口品之數量）惡化，國民福祉因而受損；資金寬鬆與低利率則可能刺激消費者物價，以及房價上揚。在現實面，台灣近廿年來，雖然平均經濟成長率的全球排名並不差，消費者物價也大致平穩，但是貿易條件也的確呈現惡化，房價大幅上漲。這些正面與負面的現象，除了部分是央行政策所導致，但也與諸多其他國內外因素與政策密切相關，故可真正歸功或歸咎於央行政策的程度究竟有多少，尚值得進一步研究。因此，要嚴謹、公正地梳理、評估央行的功過，是一項艱鉅的挑戰。

學者與央行的論戰，還擴大及於所得與財富分配，以及產業與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等議題。這些議題事實上與央行的法定職責沒有直接關係，故本文就不著墨了。

綜上，央行功過之所以難斷，主要關鍵之一在於央行之職責過於龐雜。不少先進國家把「維持物價穩定」明定為央行之唯一職責；另有一些國家（例如美國）雖再加上「促進景氣與就業」一項，但多將物價穩定作為首要任務。職責單純化，央行的取捨問題就可減少，外界也較容易評斷央行的功過。另一個關鍵是：對首要任務之物價穩定，是否訂有數值化的明確目標。紐、澳、英、美等先進國家，都將物價上漲率控制在百分之二至二點五或以下，訂為其央行的努力目標或職責。這對評斷央行之表現，進而予以究責方面，即有清楚的依據，且簡單易行，少有爭議。

最後，再次呼籲行政與立法部門降低對央行盈餘繳庫的要求，以免央行在壓力下，扭曲了貨幣與外匯政策。

（作者是東吳大學辜濂松先生紀念講座教授、曾任央行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