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照權」 防長照悲歌

媒體報導近五年老人保護通報件數逐年增加，去年接獲逾二萬二千筆老人保護案件，平均每天至少有六十一名長者被通報遭家暴，幾乎都是家內受虐，有超過一半的施暴者是其子女、孫子女。顯然，家人、親屬的照顧負荷，已成為事實；至於周末、夜間或年節等特定時段的照顧壓力，更成為老人受虐加惡的催化因子。

如此，要如何從老人受暴的預防性介入、歸因事由及後續的停損設置，找出整合性服務的因應對策，需有回歸於「照顧社會」、「照顧難民」及其「照顧人權」的基本思考，這是因為：

顯露於老人生理、心理或財物等不當對待，背後糾結的乃是從沒有正確照顧知能的「被動疏忽」，到一身疲憊無語問蒼天的「主動疏忽」；從家家都有一本難念之經的「情緒拉扯」，到當下衝突的「情緒對決」；以及從中長期開銷支出的「經濟安全」，到不知所措的「身心安全」。如何找出對應的策進作為非常重要，否則，最終將是照顧殺人的悲劇。

受照者與家照者的「照權」內涵，也有與時俱變的必要，而非僅是停留在「老人福利法」的殘補福利措施。畢竟，對於虐老、照顧殺人的考察，不能只局限於意願、能力等私領域，而是要針對恤老、養老與終老等結構性限制問題，以思謀國家機器要如何有效協助，否則，顯現出來的還是天邊孝子、孝道外包、久病無孝子，也讓長照悲歌成為預期後果。

其次，因殺人罪有較高的法定刑責，使大部分家照加害人難以達到緩刑門檻，出現平均宣告刑為四年十月之久的二次戕害。對此，實有必要跳脫罪刑法定主義的司法懲處框架，思索「法─社會」的程序正義以及「社會─法」的實質正義的衡平，從而凸顯捍衛「照權」的應有作為。畢竟，有超過三成的照顧家庭係處於經濟困境狀態，但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個案尋求過外部資源支援；此外，有超過四成的受照者沒有生活自理能力，也有七成以上的家照者身心狀態不佳，還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家照者被告都有長達十年以上的照顧負荷。如此一來，走上絕路的殺人手段，豈是解脫一詞可以了得。

總之，重點不全然只聚焦長者的個別差異或子女輩的家庭因素，而是要嚴肅看待家庭組成、結構、形式的支持量能與能量，已隨社會潮流的價值觀念改變，進而出現家庭內涵變遷，這也讓「照權」成為新政府上路後，需正視的公共事務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