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命案背後的根本問題…重權利輕義務 教改食洋不化

日前新北市國中生遭同學砍殺，輿論譁然。不久前北一女教師區桂芝批評一○八課綱是「無恥課綱」，立法院長游錫堃則反駁說，禮義廉恥是「君主制度的產物」。這兩個獨立的事件背後有更深遠的共同原因。我於一九八六年台灣解嚴前夕回國任教，迄今將近四十年，正是台灣歷經政治改革與教育改革的時期，親身感受到這些改革對學生心態的重大影響。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自由派的學者介入甚深，故政治改革與教育改革背後都反映出自由派的觀點，簡言之，即強調公民意識（包括權利意識）。無可諱言，中國傳統文化偏重義務意識（禮義廉恥屬之），權利意識相對不足。在現代的民主社會中，公民的權利意識是必要的，故強調權利意識不能算錯。

但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公民是否也需要義務意識？不少自由派的學者（包括范雲、人本基金會）認為，民主社會只需要公民教育與法律，不需要道德教育與品格教育。更極端的說法是：道德教育與品格教育是威權政治的統治手段，不利於民主政治。游錫堃的話便反映出這個觀點。

英國哲學家歐尼爾（Onora O'Neill）在其《信任的問題》一書中特別強調：「人權與民主並非信任的基礎；反之，信任才是人權與民主的基礎」。她指出，若無義務意識（社會信任屬之）作為基礎，權利主張不會有任何實際的意義。她舉公平審判的權利為例，除非所有相關的他人（如法官、警察、目擊者）都有義務確保公平審判，否則所謂「公平審判的權利」只是一句空話。換言之，只有權利意識而無義務意識的人不可能是個好公民，甚至可能是民主社會的破壞者。其實，片面強調人權保障的自由派觀點也在美國社會造成很大的問題，而成為川普崛起的助緣。就此而言，台灣自由派的觀點可說是「食洋不化」。

台灣的教育改革一面倒強調學生的權利，而忽略了同時培養學生的義務意識，結果造就一批「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年輕學子。因此，這次涉案的國中生及其乾妹事後毫無悔意，也就不足無奇了。現行的「少年事件處理法」及最近在立法院倉促通過的「性平三法」，片面強調學生的權利卻忽視教師的人權，也使得教師不敢管教學生。總而言之，與其枝枝節節地檢討個案與管教規定，不如承認：我們的政治改革與教育改革需要更合理的哲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