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文學史】王德威／海峽中線，就是文學（上）

推薦書：梅家玲《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時報出版）

一九四九年後現代中國文學一分為二

「海峽中線」是台灣海峽中的一條無形界線，東北─西南走向，長度約五百公里。中線的設定始於一九五四年台灣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方為控制國共對峙局面，要求國軍必須在台灣「海峽中線」以東活動，自此台灣空軍即以「海峽中線」規畫防空識別區。

中共政權既然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自然不承認中線存在。然而在冷戰格局中，這條中線卻發揮相當作用。兩岸一九五、六○年代屢有軍事衝突，之後緊張局勢趨緩，不跨越中線成為雙方默契。二十世紀末以來台灣政局變換，中線問題又成焦點。二○二二年夏天台灣與美國互動關係熱絡，八月初解放軍圍繞台灣軍事演習，越過中線，至今已成為常態。

文學與海峽中線有什麼關係？這條在地圖上由北緯二十七度、東經一百二十二度延伸至北緯二十三度、東經一一八度的虛擬直線，是由美軍勢力主導，以軍事制約為前提的「互不侵犯的假想中線」，中共稱之為「偽命題」。然而不論是虛擬、假想，或是偽命題，中線的確在歷史時刻中發揮作用，維持海峽兩岸起碼的和平。

假作真時真亦假，道是有時恰似無。海峽中線不像東西柏林森嚴血腥的圍牆，也不像南北韓危機四伏的三十八度線。在波瀾洶湧的水道中，它間接靠航海與衛星儀器確定方位。中線是一個象徵符號，甚至隱喻，演繹二十世紀中期一段波詭雲譎的政治敘事。中線雖為虛構，但落實其「存在」的軍事角力和外交運作卻無時或已。跨越與否的凶險和結果成為不斷揣測、協商的前提。在想像與實存、修辭與政治、拓撲與疆域間，海峽中線既劃分又連接兩端，出虛入實──就是一種「文學」。

另一方面，文學領域是否也有一道海峽中線呢？這是梅家玲教授新書《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的重點。一九四九年後現代中國文學一分為二，各自形成論述。早在一九二○年代共產黨已經發展文學的革命功能，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毛澤東高舉工農兵大旗，強調文學為意識形態服務。革命成功後，毛對文學的操弄變本加厲，各種清算運動每每從文學開始，可見一斑。

相形之下，國民政府的文藝政策搖擺得多，早期一面認同五四新文藝啟蒙，一面自許為正統傳人，一面嚮往蘇聯式文藝機器，企圖控制「上層建築」。國民黨政權來台後痛定思痛，認定五四新文學為動搖國本的亂源之一，因此多所壓制，同時在「大中國」前提下，對本土文學傳統視若無睹。反共抗俄成為文學使命。

然而有心之士，不論本地文人或新近渡海而來者，堅持以文字銘刻所思所聞，居然創造出奇花異果。一九六○年代之交現代主義、鄉土文學興起，各自將台灣文學導向不同方位。八○年代末以來台灣本土意識崛起。台灣文學又經歷一次洗禮，如何與中國區隔成為又一代學者文人念茲在茲的課題。

據此，兩岸文學可謂涇渭分明。跨越中線與否彷彿看不見的攻防，戰爭與和平，民主與極權，故土與離散，正統與嬗變這些命題都將遭受考驗。然而兩者論述其實暗通款曲，都是以國家主義綁定文學敘事，而國家文學又是十九世紀西方國族主義論述透過日本轉口中國的舶來品。換個角度思考，兩岸對文學與個人、社會、國家所做的有機連鎖，何嘗不正是傳統文學思想的影響？從「文章經國之大業」到「興、觀、群、怨」，老中國「文」與「政」的糾纏歷久而彌新。

探討現代中國文學在台灣靈根自植的一頁

梅家玲教授的《文學的海峽中線》以二十世紀中期以降為背景，探討現代中國文學在台灣靈根自植的一頁。她不僅視海峽中線為軍事座標，標明世紀中期兩岸分立的事實，也視其為一種感覺結構，投射國家危機或轉機的臨界點。值得深思的是，梅教授的研究點出「文學的海峽中線」其實變動不居。因應時代政治氛圍，它可以是反共的，也可以是反中的；可以是延續古典、一以貫之的，也可以是落地生根、自成一統的；可以是寫實主義的，也可以是現代主義的，可以是歷史的先入為主，也可以是歷史的後見之明。

這引入此書的另一個重點。既然文學的海峽中線未必總一清二楚；文學生產與詮釋也未必總如應斯響。台灣鄉土文學標榜的模擬式寫實難道沒有大陸鄉土文學的影子？現代主義到底是去政治化還是再政治化的美學實驗？反共文學的八股何以與共產文學八股似曾相識？文學史是文學對國族歷史的複寫，是文學脫離或陷入「國家」束縛的紀錄，還是作家各行其是的見證？

本書透過文學史書寫、國、語、文辯證，國文教科書編纂、文學期刊的推出，還有大學（尤其是文學系所）作為教育機構，對以上各種觀察做出回應。全書共分為六章，首先以二十世紀中期兩位文學學者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點出「中國文學」到台灣的微妙變遷。黃得時（一九○九─一九九九）成長於殖民時期的台灣，大學期間即展現文學熱忱，積極投入各式文藝活動，一九四三年發表〈台灣文學史序說〉，為日後〈台灣文學史〉書寫首開其端。黃所論述的「台灣文學」以明清之際沈光文渡海來台，成立「東吟詩社」推廣文運為起點，不僅將此後宦遊來台的清代文人之作納入文學史，更認為「康熙雍正時代的儒學是培育下一代本土文人的道場」。

正當黃得時等在地知識分子自覺醞釀台灣文史脈絡的同時，一輩大陸文人學者渡海而來，臺靜農、許壽裳、魏建功、夏濟安、英千里、殷海光等都先後參與台灣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過程。其中臺靜農（一九○二─一九九○）的案例尤其特殊。臺早年廁身左翼運動，與魯迅來往；抗戰後因緣際會來台，任台大中文系主任長達二十年。由於國共局勢使然，他對早年經歷諱莫如深。但所著《中國文學史》卻透露曲折線索，讓我們得以一窺其人心事。

梅教授提醒讀者，黃得時、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一方面各有所本，一方面也分享當時流傳的泰納（Hippolyte Taine）文學史觀。泰納以「種族、環境、時代」作為衡量文學、歷史、國家聯動關係的方法，在在顯示十九世紀歐洲實證主義的知識結構；文學成為現實的簡單反映。黃、臺雖然承襲此說，卻各有修訂。黃對台灣歷史記憶頻頻致意，臺則對中國文學的形式與寄託別有領悟。他們懷抱的「史識」與「詩心」畢竟註記了個人的塊壘。

重點轉向文學知識生產的場域

其次，梅教授將重點轉向文學知識生產的場域，檢視文學如何透過「國語」和「國文」被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一如「國家文學史」，「國語」與「國文」也是經由日本輸入晚清，進而落實為各級學校的文化實踐。兩者都脫胎於十九世紀國族主義「言文合一」運動。據此，白話被視為純潔透明的表意工具，直通文字、文化，以迄民族國家精神；文言則被視為傳統圖騰，裝點封建菁英的教養和趣味。這一「言文合一」的訴求又被左翼運動放大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利器。其極致處，一九三○年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等人甚至提倡漢字拉丁化運動，徹底廢除中文。

誠如梅家玲指出，「語」與「文」是相對概念，二者的辯證交融，原是持續發生的自然現象。中國幅員廣大，各地方言雜陳，原無統一的「標準語」。反倒是自秦漢以來即已統一的「文」，不僅成為境內交流溝通的重要憑藉，甚至遠播東亞，形成「漢字文化圈」。唯「文」須經學習而得之，僅能流通於士人階層，一般庶民難以親近。現代民族國家興起後，除以制度化的方式訂定「國語」，以利全民溝通，更企圖普及教育，進一步打造「國文」，形塑全民「共同體」。如此一來，古已有之的「文」，在是否應該、以及如何成為「『國』文」的過程中，平添爭議。

不少台灣學者倡導台灣話與台灣文的獨立性，卻不自覺地發揚五四時代由胡適、陳獨秀等所推動的白話運動。他們的言文合一理想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繼承而非拒絕了五四、甚至中共左翼傳統。更反諷的是，推動台語拉丁化的學者同時與帝國殖民及列寧左翼語言策略形成應對，彷彿經由文字語言的統一操作，擺脫雜質，即可形成有效政教機制。近年的文白之爭仍然延續此一辯論，梅教授的研究因此特別值得玩味。

梅家玲的國語文探源學也為當下大學國文課的存廢之爭提供又一省思角度。如果國文攸關國家想像共同體的建立，提議廢除者必須捫心自問，他們是期待將語文教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脫鉤，解放文學的多義性；或是改頭換面，將國語文教學置於另一套國家民族主義的框架，繼續國／文的正當性；或是僅僅現學現賣，追求語文的實用性？

梅家玲的回應之道是重建歷史脈絡，審視一九四○年代以來郭紹虞、魏建功、朱自清、楊振聲等學者在不同語境所編纂的國文教材。文言還是白話？實用還是修養？認同還是反認同？這些辯論非自今始，唯有明白了「國文」本身的前世今生，繼之而起的辯論才能切中要害。「國文」課程、內容和教學法當然有與時俱進的必要，如果僅操弄國／文轉型正義，不過將時鐘撥回到百年前的「文學革命」時刻，將原本千絲萬縷的「傳統」簡化為鐵板一塊。至於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在AI時代不是有點落伍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