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之眼】珍古德小學：台灣實驗教育的起手式

這幾日教育學界相當關注的議題，大概是英國著名生物學家珍古德（Jane Goodall）將在台北市設立「珍古德實驗教育機構」。珍古德畢生致力於黑猩猩物種的研究並積極推動生態保育的工作，享譽國際，珍古德於2020年，獲得「唐獎永續發展獎」。因此，唐獎教育基金會與國際珍古德協會將從今年8月起至民國114年，啟動「亞洲保育計畫」，在台灣設立亞洲第一所專注於保育和永續議題的實驗小學。這個消息，對於關心孩童教育的家長來，等於是又增添了一所實驗教育機構的選擇。

以「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的方式所設立的教育機構，在國外及台灣已行之有年。全世界第一間另類學校，是由英國人尼爾（A. S. Neill）所創辦的「夏山學校」（Summerhill School），主打「以生活公約和自主學習取代威權體制教育」。這個教育理念到了1968年，再由美國的瑟谷學校（Sudbury Vally School），以更激進的方式辦學。台灣第一間「另類學校」，則是由家長興學，民間出資、政府出地，位在新北市烏來的「種籽親子實驗小學」。但近期種籽實小因為校地無法續約的原因，面臨了辦學危機，這也讓實驗小學的經營問題，再度浮上檯面。

實際上，2014年年底「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雖然帶起了一波公立學校朝向實驗教育轉型的熱潮，但根據《親子天下》的調查，這波熱潮，正逐漸在降低當中。實驗學校的「家數年增率」，分別為2018年約為43%、2019年約為27%，2020年與2021年分別是8%與5%，數據顯示，學校的增加數有明顯趨緩的趨勢。

這其中當然部份原因是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辦學挑戰多，升學銜接問題一直無法突破，讓即使有心讓小孩接受另類教育的家長怯步，間接導致了入學率降低的問題（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顯示，106學年至109學年，實驗教育學生數年增率分別為106年34.6%、107年22.6%、108年14.6%、109年13%）。

幾天前也傳出，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所創辦的「台北市運算思維實驗教育機構」打算停招，而這個實驗學校僅僅在2019年招收「一屆」，便宣告停招，這不僅讓許多已經在該校就讀的學生家長很「傻眼」，也讓關注實驗學校的人士質疑，實驗學校「說開就開、說關就關」，實驗教育三法規範不完善地方，反而成為漏洞，讓實際參與實驗教育的家長跟孩子，在面臨學校突然關閉的情況下，不知道何去何從！

過去一年半以來，全球的學校在新冠肺炎衝擊之下，或多或少都曾面臨過封校的情況。以目前疫情蔓延的情況看來，學校教育未來所將面對的，不將只會是「後疫情時代的重整」，而可能是整體教學與學習方式的改變。最新的研究也已發現，「遊戲」在孩子學習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比一般人所認定的還要多，老師或家長必須排除「孩子在玩就是沒有在學習」的舊觀念。如夏山學校、瑟谷學校及我國的種籽實小，便是透過多元學習的方式，驅動孩子產生自主學習力，而其中很多教學設計，就是讓孩子「玩遊戲」。

因此，當有立委認為「實驗教育的退場，或許應該要類似私校退場一樣，有一個相關的條例去安排學生轉學、教師轉校的退場機制」，這當然是在替實驗教育品質把關時，教育部應該做事情。但教育學者在未來更應該關注與推動的，則是如何在不必然把學校轉型成實驗學校的情況下，與科技結合，讓學習變得更「容易取得」（accessible）並帶來學習上的創新；同時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執行，也應更符合學習理論的研究成果，以延續另類教育的理念。

筆者滿心期待看到「珍古德實驗教育機構」將為台灣的小學教育，帶來最新的永續發展教育趨勢。但除了「新增」實驗學校外，大專院校的師資培育端，是否也應該朝向筆者上述的建議，進行修課與課程安排上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