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惱怒了！治療師僅表示同理還不夠 要讓案主感覺到擔憂被聽見

與父母工作的心智化立場

貝琳達的母親C太太單獨前來與治療師會談，討論她與女兒的親子關係遇到的困難。她告訴治療師，她只是需要一些可以與貝琳達有效交談的方法，並坦言她經常擔心自己會在與貝琳達相處時「失去理智」，特別是當她無法在早上將貝琳達帶出家門時。治療師同理當C太太覺得自己正在失去理智時，她的感覺一定很糟。C太太同意，但又堅持說她迫切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與貝琳達相處的策略。治療師接受了這一點並道歉，且同意對C太太而言重要的是：在離開治療時感覺自己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處理早上的情況。他問C太太是否覺得這樣有幫助——告訴他最近一次的困難情況，然後他們可以一起思考，看看是否能想出一些下次可行的方法。C太太說好，這樣會很有幫助，並開始向治療師講述那天早上的困難情況。

治療師聆聽時，有時會放慢節奏，要求C太太一步一步地向他解釋情況，並了解C太太在某個特定時刻的內心狀態。有時他還會加入一些支持性的評論，例如，「對啊，這聽起來真的很難！」或「是啊，父母常說當他們的孩子那樣做的時候，他們會很掙扎。」當他們持續交流並開始釐清那天發生的事情時，C太太似乎比較冷靜也比較放鬆了，聲音變得不那麼執著與恐慌。治療師也開始對C太太當時對貝琳達的看法表示好奇：「所以當妳說這句話時，她有什麼反應？」或「妳覺得，當妳說這句話時，貝琳達有什麼感覺？」C太太逐漸開始變得可以反思，並與治療師一起繼續思考當天早上的事件。

在第四章中，我們談到了治療師心智化立場的重要性，包括治療師基本療效性的存在（也就是基本的協助定向；可靠性；保持不評判、真誠和接納）；對心智感興趣，而不僅是行為；好奇心和不知道（或探究）的立場；以及監測誤解的重要性。所有這些內容在我們與父母及我們與孩子的治療工作中都同樣重要，但心智化立場的某些方面在這部分工作中尤為重要，或可能具有特殊的意義。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許多家長帶他們的孩子來治療並不是因為他們希望孩子「變得更有反思能力」。當他們正在奮力照顧一個可能會發脾氣、晚上睡不好覺、無法與同儕相處、經常掉淚，或者每天早上難以起床搭校車去學校的孩子時，「變得更有反思能力」通常不是父母最關心的事情。在大多數情況下（且理所當然地），父母可能會尋求專業幫助，因為他們希望協助改變孩子的行為或減少苦惱，或者，至少他們正在尋求可靠、專業的建議，以了解如何能更妥善地處理這種情況。當C太太在治療一開始談到她在早上送女兒去上學遇到的困難時，治療師僅僅只是表示同理的反應卻似乎使她有點惱怒。

治療師很快地理解到他需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並為自己的失誤道歉。（這並不是說同理是錯誤的，而是在那一刻，他沒有提供C太太所需要的。）治療師需要幫助C太太，讓她感覺到她的擔憂被聽到了，且來到治療可以使家裡的問題得到改善。透過建議專注於特定的事件上，治療師首先試著先協助調節C太太的情緒，並與她攜手合作，用我們這個詞來清楚說明他們兩個人將一起合作想出解決方案。一旦C太太感覺到她的擔憂被認真對待時，她就能夠平靜下來，在這個階段創造出一種比較反思的氛圍。

史萊德（2008）建議，從心智化的角度與父母工作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創造一個遊玩空間，一個可以讓父母「感到有足夠的安全能心智化、能設想及命名心智狀態，並與之一起遊玩」的環境。

這仰賴我們向父母傳達他們在支持孩子方面的重要性，並尊重他們做為父母的經驗。矛盾的是，有時候可能得先以我們對行為的關注做為開端，因為如果這正是父母糾結的問題，就可以以此問題為基礎，創造出一個環境，讓父母感到被傾聽，覺得足夠安全到可以對心智狀態產生好奇。治療師可以在治療過程中，以心智化的立場，為父母示範暫停、思考與好奇的過程。父母需要感覺自己被理解，感受到他們的擔憂與掙扎被認真地對待。正如帕利（Pally）和波佩克（Popek）（2012）所說，治療師需要保持一種細緻的平衡：「強調（emphasizing）父母的優勢，同理（empathizing）父母的弱點」。就後者而言，這可能代表我們不會直接面質那些「不好的」養育方式，即便我們擔心這對孩子有影響。例如，當一位家長告訴我們，當她的女兒「給了一個不尊重我的表情，所以我就禁足她一個禮拜」，我們可能對母親是否正確解釋了孩子的行為以及懲罰是否適當有自己的看法；然而，我們最初的反應可能還是要先同理父母——身為父母，感到孩子不尊重你時，這樣的感覺真的很不好。這樣的回應有助於認可父母的經驗，並希望能讓她感到被聽見、承認與支持。也許在那之後我們能回到事件本身，一起思考孩子那種「不尊重」的表情是否可能有其他的含義，並探討父母可以採取的其他回應方式。

※本文為心靈工坊出版的《心智化兒童治療：與兒童及家長工作的實戰手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