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 不能僅抽象辯論

廢死與反廢死的爭辯，不能僅有抽象的議論，否則任何一方所談的Ａ案，可能被誤解為相反的Ｂ案，爭論的具體案例可以用「捷運殺人案」來當作例子。倘若我是被害人，我可能會對以下論點提出反駁：

一、基於人性尊嚴，不可剝奪生命？這種論點無非就是在前提上就命定「廢死」，其他不用談。但人性尊嚴在我國憲法上卻未明定，它最少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內容是「自主、自律、接受自己的選擇」。可惜這一部分被嚴重忽視，以至於闖紅燈被開罰單的人也主張他的人性尊嚴被糟蹋，只要對己不利的，都可以無限上綱到侵害人性尊嚴。這種概念已經是無物不可生了，故也無法生出任何具說服力的意見。

二、國家不可殺人，否則就跟殺人有罪的規定相矛盾？雖然如此，但國家卻不否定為了正當防衛，必要時可以殺害殺人者。故其實不是國家殺人，而是「國家代替被害人正當防衛」，因為被害人已死，倘若國家還不能替他爭取「你在被害那一瞬間的權利」，那國家的存在對這個被害人有何意義？雖然這種正義是遲來的正義，但遲來的正義還是正義。對殺人者的同害報復，不就是回復正義嗎？寬容者若對於「不寬容者」必須挺身反抗，那國家為何不能以殺止殺？

三、死刑沒有威嚇力？誠然，從長期來看，死刑沒有絕對的威嚇力，多處死刑不一定會減少殺人罪。處罰竊盜，長期來看也一樣不會降低竊盜罪，但我們應該廢止對竊賊的處罰嗎？當然不能，因為犯罪的原因非常多元，我們尚無法知道真正的犯罪原因是什麼，故無法用處罰為手段，或以矯正為手段，希望能將整體犯罪率降下來。此外，死刑對「一般潛在犯罪人」的威嚇力雖然不足，但對「個別犯罪人」的威嚇力，卻十分確定。我們從死刑犯都要求廢死，而不是主張冤獄，即可知道，死刑其實對個別犯罪人有莫大的威嚇力。我們從一般生活經驗中也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死刑難道不是對極端過錯者的懲罰嗎？故死刑對應的極端過錯，乃不可觸犯的規範問題，不是成本效益問題。

四、被告無辜、社會有罪？極端左派的說法常認為，人是基因、家庭、教育與環境的產物，故錯不在個人，在於社會，這是一種「個人可以不負責任」的極端說法。但若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為其行為負責，則社會共同生活將無法持續，規範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求各人為其行為負責。我們冷靜看待罪大惡極者，莫不是從持續違反小規範開始，繼而重要規範，以至於最後觸犯紅線規範。我們既要維持社會運作，怎麼可能沒有規範，又怎麼可能不讓被告為自己行為負責？

五、歐洲有許多國家已經廢死，我們也必須廢死？歐盟有其二戰前後的歷史因素以及經濟同盟等誘因，但亞洲仍有幾個重要國家並未廢死，廢死與否牽涉的是國民法感情與法價值問題，即便有廢死議題，也應由「國民公投」來決定，怎會由大法官幾人就決定牽涉整體國民法感情的事務？

六、死刑有可能誤判？誠然如此，但這是事實問題，不是價值問題。倘若擔心誤判，即不應處以極刑，或者處以低於極刑的其他刑罰，如終身刑等，我們為何要以事實來翻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