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散文】林黛嫚／人生是值得活的（上）

根據瑞士精神科醫師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在1969年所提出人在遭遇失落以及悲傷時可能經歷的五階段理論，當病患得知自己確診罹癌時，可能產生「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憂鬱、接受」五階段的心理變化。雖然並非所有罹病者都會經歷上述的悲傷五階段，隨著病者心理變化、病情變化及病症嚴重程度的不同，每個階段的時間長短也會不盡相同。

用這個「悲傷五階段論」來檢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作用，我有沒有否認期？有，更年期之後我定期到家醫科檢查，自發現有婦科家族病史後，檢查時間表從半年縮短為三個月，因此當健檢發現疑似腫瘤時，我立即尋求第二意見，答案卻是我無法否認的確診罹癌，即使隨後進入檢查、開刀、化療的治療流程，腦海中仍然時不時冒出，會不會是弄錯了？只要醫師提出某一種是比癌症更正向的可能性，我立即接受，是的，一定是這樣的。直到開完刀，病理檢驗結果出爐，病名確定，無從再否認了，第一階段就此遠逝。

接著開始覺得憤怒，為什麼是我？詩人隱匿在《病從所願》中說得病她一點也不意外，她知道病從何來。如同叔本華說的：「沒有一種行動、思想和疾病，不是自願的。」隱匿認為她「渴求徹底的休息」或「安靜的幸福」，於是呼求一場病。

而我呢？理性的我告訴自己，為什麼不是你？難道你以為可以繞過命運的安排，早在父母的精子卵子結合，你的人生課題已然被指定，差別只在於什麼時候發生，所以，討價還價、憂鬱那幾個階段都可以略過，你如何跟命運討價還價？悲傷沮喪有助於改變目下的情況？既是被指定的人生課題，你只能接受。

韓劇《我的出走日記》裡有一段關於心理諮商的對白。男主角具先生的女友自殺，他因創傷而避居他鄉，逃離自己原先的生活常軌。具先生知道女友陷入困境，對她說：「美國有個自殺崖，有人訪問一些倖存者，這些人在落下懸崖三分之二的時候，那些讓他們想不開的事，突然都變得不算什麼了。明明幾秒前，他們跳下懸崖時都還覺得只有死才能一了百了，結果才過幾秒，那些事，對他們來說都不足掛齒了。對一個活得無比痛苦的人來說，心理諮商，就是不需要跳崖，也能落到懸崖三分之二的方式。」這段描述很具體地把心理諮商的功能彰顯出來。不必跳崖，只要進行心理諮商，就能確認自己並不想死，那些過不去的檻都不足掛齒。

從來沒想過自己會需要心理諮商，因為生活中支持的力量很多，讀書、寫作，還有許多親近的家人朋友可以「聊天」，雖不是有方法的諮商，但藉由經驗分享再自行分析、篩選出對自己有用的資訊，也可發揮諮商的作用。再則，我雖然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如何排遣情緒倒也自有妙方。套句隱地先生的書名，文學就是「我的宗教我的廟」。

我對心理諮商連常識都沒有，時常將之與心理治療搞混。什麼人需要心理諮商呢？某家諮商所的網站上這麼寫：只要有痛苦的人，想解決自己痛苦的人都可以進行諮商。

我痛苦嗎？

人生活到這個階段，日常生活中或許偶有不如意、不愉快、煩惱、挫折等負面情緒，但應該說不上痛苦，那些不順遂也可以被另一些小確幸中和。但自從小妹罹癌，接著隔半年我健檢查出了那顆腫瘤，歷經開刀、治療，我的情緒裡就充滿了平靜的痛苦，不是呼天搶地，不是不斷追問為什麼，也知道繞不過基因密碼，但就是痛苦。

我想解決自己的痛苦嗎？

說實在的，也沒有那麼強烈的想望，我知道一切都會成為過去，在時間之軸的運轉之下，生理的、心理的、感性的、理性的、具體的、抽象的，都會在光陰的沖刷之下，漸漸淡了，消失了。

第一次走進諮商所，原本是為我先生（陪病者）安排的心理諮商，擔心作為照顧者的他壓力過大，兒子安排一次家族治療，但我先生不適應這樣的安排，於是第二次開始就成了我一個人的諮商課。

第一堂課談接受。

大家都教我要接受，我任性地回一句：「可以不接受嗎？」答案當然是不可以，從確定罹癌那一刻起，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接受不接受的問題，因為事實已經如此，但似乎每個人對「接受」這個辭彙有自己的定義，即使我一再強調我完全接受了，還是有人存疑，包括我自己。

我的主治Ｃ醫師在說明病理報告結果之後，說了一句，「要接受，也許一天兩天無法接受，不過不要超過一星期，不然不健康。」當時大概是我面無表情一臉呆愣的模樣，讓人覺得我一定是沒聽懂，Ｃ醫師並沒有繼續這個話題，有時候學生懂不懂不重要，做老師的傳達意思就夠了。他一個月要面對像我這樣的病人上百位，認真想，提醒病人要接受的這些話都是多餘的。

進行諮商之際，罹病至此兩個月了，表面上我也接受我生病的事實，也努力想要治好病，但諮商師B讓我發現，我並沒有接受這個病，我只想趕快把病治好，讓我回歸原來生活，一切船過水無痕。這個發現讓我有點驚訝，是，我還是生氣，為什麼是我？看到七八十歲的作家好友又生氣，為什麼他們可以活到七老八十還健健康康的？以為自己那情緒五階段論早就過去，卻只是隱而不現地停在憤怒這階段。

原本我對人生的看法簡單來說是，利己以及利他，如果這可以用一把三十公分的尺來形容，經過這一場病，我還是希望繼續用這把尺丈量我的人生。那麼，生這個病的意義是什麼呢？我疑惑了，理智告訴我，不應該任性，任性沒有用，但我就是想任性，我不想把生病當禮物，記得「中副下午茶」活動曾邀請柏楊演講，他談到他在綠島關十年，寫出《白話資治通鑑》，有位讀者說，因為被關在綠島的經歷，才能寫出這麼重要的作品，很棒。柏楊回答，跟你換好嗎？意思是他寧願不要十年牢獄換一部重要著作。我也是，即使這場病是上天給我的禮物，我不要，誰想要我可以送給他，但，可以不要嗎？可以轉送嗎？

過了兩個月，還在糾結為什麼，因為沒有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風裡。

第二堂課談溝通。作為大學教授、作家，溝通就算不是我的強項，對我來說，也不算太困難的事。不會因為生病了，就連溝通的能力也跟著病了吧。不過這裡談的溝通，是病人和陪病者的溝通，以及我如何和我的親友溝通我生病這件事。

諮商師B的專長是伴侶、家人關係，在家庭諮商時諮商師B已經發現我們家的關鍵人物就是我先生，我先生是堅持原則的人，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不會在意他人的想法與感受，也幾乎沒有彈性。這樣的個性對他自己的發展固然是正向的，但在他身邊的人很辛苦。延續上周的話題，諮商師B幫我發現我和我先生並沒有良好溝通，只有退讓和閃躲。沒錯，因為溝通太花力氣，也幾乎沒有成效，我自己找出的溝通方式就是這樣，換取了許多太平盛世。既然我們已經這樣過了三十年，在沒有找到更好的溝通模式之前，如此繼續下去也未必不好。何況因為我生病，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在變化中。原本並不把周遭人的反應列為必須在意的事，我先生也逐漸調整，開始注意我的行為意義。

溝通的能力，首先是傾聽，其次才是分享。有些病人喋喋不休，不斷用聲音提醒身邊的人：我是病人。而我是屬於沉默不語的那類病人，把自己藏到某個旁人不知道的空間，像個木頭人。有的病人，會不斷地講同一件事，這不是煩躁症，不是強迫症，是上天創造人的大腦時，給大腦保護的迴路機制。人在重複的表達中，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這是大腦對事件的重新組織與回饋，這樣的重複表達，是有意義的。不過這時候這個理論用在我先生身上比較合適。他不僅整天說個不停，而且有些內容是重複的，這是他當業務員的習慣，藉由重複加深客戶印象，也提高產品成交的可能性。罹病後因為整天和我先生待在家裡，我也在傾聽他的心聲。

重症治療，對我是全新的經歷，沒有人事先預備去面對；沒有人知道下一步會怎樣。我在嘗試對外溝通的內容，對外表達的途徑，也是全然陌生的摸索。因此剛確診時，知道這個訊息的人只有家人和少數幾位親近的朋友，接下來開始看醫生，準備住院開刀，出院後繼續化療，許多事進行得又快又多，除了向學校申請留職停薪會讓少數同事知情，我也沒有心思想跟其他人說明。當治療接近尾聲時，要不要讓關心我的朋友了解我的近況，就成了時時縈繞心頭的念想。

我要跟我的朋友甚至我的讀者溝通嗎？諮商師B要我自己想清楚，想告訴什麼人，想怎麼說，想說到什麼程度？都是你的權利，你可以自己決定。

第三堂課談黑洞。

「上周還好，今天覺得有些陰暗。」這天的開場白，是的，陰暗，我用了這個辭彙，這是以前不常出現在我的人生字典裡的辭彙。

黑洞裡有什麼？恐懼、憤怒、悲傷、不甘、不捨……或者，什麼都沒有，黑洞就是一個會吞噬一切，包括情緒的、黑不見光的洞？

心理諮商師B一直提醒我，醫院裡都有病友團體，參加這些團體，聽聽別人的意見對自己有幫助，但我卻始終排斥參加這些團體，我不想告訴別人我的病，我也不想聽別人告訴我他的病，我自己可以從書本中得到我想要了解的事情。直到閱讀《凝視死亡》書中的一個例子，讓我知道了病友團體的價值。佩格兩年半前臀部右邊疼痛，有長達一年時間醫師的診斷是關節炎，直到照過CT，才知道先前關節炎是誤診，她臀部長了一個直徑約23公分的軟組織肉瘤，這是一種罕見的癌症，那時腫瘤已經侵犯到她的骨盆腔。接受治療的這一年有如煉獄，她喜歡騎自行車，做瑜伽、彈琴和教琴，或和先生帶家裡的牧羊犬出去遛遛，但是生病讓這一切都得放棄了。儘管如此，佩格漸漸恢復，甚至可以繼續教琴了。

了解類似狀況的人發生什麼事，會讓人激發生存的力量。佩格的情況比我嚴重，但是終究可以恢復，一點一點從命運手上得回自己的生活。那麼我有什麼資格覺得可以就這麼被擊倒呢？我當然會自己寫完人生的最終章，但不是現在。

第四堂課談隱喻。

黑洞裡還有一個部分圍繞著一直沒談完的話題，我要如何跟我的朋友溝通我的病況？

也許我還沒有真正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所以很難告訴別人我生病的事，那麼為什麼我這麼難以接受生病這件事？

因為生病讓我不自由，生病的人是弱者，社會上一般人對疾病仍然帶著偏見，生病的人在工作上、人際關係上都會受影響，這些在《疾病的隱喻》裡說了很多，「隱喻是藉著屬於另一事物之名，指稱某一事物」，既然要拿屬於另一事物之口來指稱疾病，那麼就會有各種加入個人意志與意願的說法，讓疾病本身附加了許多情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