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魚販

【竹馬兒／摘自中譯出版社《清晨魚市與深夜書桌》一書】

小時候常有人說我很聰明，爸媽會問我要做醫生還是律師，怎樣都想不到我最後會去當魚販。

我是魚販的第三代。初中時寫過幾次「我的志願」，我寫過要當太空人、市長、短跑運動員，甚至寫過要繼承爸的泡沫紅茶店，就是不曾想過要當魚販。那太沒有雄心壯志了，就算我不討厭魚腥味，當魚販這志願也太小了。

每次我跟下了班的阿公撒嬌要零用錢，他都會從抽屜裡抽出幾張一百的紙鈔。阿公的紙鈔摸起來是潮濕的，味道像老舊鋁製水壺中沸騰的水。紙鈔吸附了蛤的殼味、魚的腥味。那時我便知道錢的味道有很多種。爸從右邊口袋拿出來的錢是古龍水味的，媽媽的錢偶爾有白麝香味，偶爾有向日葵香水味。他們在故鄉開了一家泡沫紅茶店，又在都市開了兩三家分店。

爸媽每天都在都市裡忙到深夜，曾有幾次他們帶我去了都市的店。那個年代的年輕人沒有手機，只有呼叫器，泡沫紅茶店裡有兩台投幣式電話，我就坐在工讀生姐姐的腿上，聽工讀生姐姐喊誰有人找、誰的電話，或是幫姐姐寫下電話那頭交代的回電號碼。姐姐身上是洗髮精的味道，我以為那個世界很香，香的不只是味道，還有乾爽整潔的錢─不像阿公的濕濕皺皺的錢。

爸的生意順風順水。讀小學二年級的我問他，一個月能賺多少錢。他說七十萬。

爸的情緒在周二、周四會有特別波動，有時高興到分我一張藍色的千元鈔，有時安靜不說話。那時有線電視還未普及，爸卻早早就裝了，並在晚上十點看著賣藥的頻道。平常不會看這個頻道的他，周二、周四一定看，裡頭的主持人說：「肉豬一五、吳郭魚三○、鴨二一…」起初我還傻傻地說：「吳郭魚這麼貴喔？」爸就笑說：「對呀，我猜中了呀。」幾次吳郭魚崩盤又漲起來，我跑去問阿公，阿公說：「吳郭魚一公斤三十元不太會變。」我又跑去問爸，他才說那是猜數字遊戲。爸玩這種猜數字遊戲，一次輸贏幾十萬、幾百萬。一個月賺七十萬的他，還有賺頭嗎？

剛開始爸媽在都市開店，平日晚上偶爾會見到他們回來，假日也會帶我們兄弟去都市吃飯。但數字遊戲玩久了，他們平日不再回來，除非我要月考，求爸教數學，他才回來。他以為我真的不會，給我請了家教，他們更不回來了。

後來，我的數學從裝作不會，變成真的不會了。

我不會算月入七十萬怎麼可以玩到離婚，玩到三四家泡沫紅茶店關店。

我上四年級時，爸那些賭博的事被發現，鉅額債款無法還清，阿公拿出存款還了一大部分。我以為爸會回來賣魚，會在家當個乖兒子。

爸回來了，他顧著故鄉的泡沫紅茶店，但周二、周四的八點，他會躲在自己的房間看半小時電視，電視節目中，主持人報起中藥的價格。他還在玩遊戲。讀四年級的我與讀三年級的弟弟在樓下顧店，怎會有客人光顧？都市的店則交給十六歲便想著幫爸的大姐全權處理。爸嘴上跟阿公說要去都市工作，卻每日都在家。

過了兩年，賭債又爆了一次，大姐將店頂掉。爸已無藉口說自己要去都市顧店。

我上六年級時，爸回家幫忙賣魚，晚上顧泡沫紅茶店。我跟弟弟在八點前一定會寫完作業，七點五十分，爸就會打通內線電話說自己很累，叫我下去顧店。

他很累。

隔年「九二一」大地震，震掉了人氣。臺灣開始流行外帶手搖飲，手機、電腦網路興起，人們不再需要到特定的地方社交。阿公叫爸接下魚攤，清晨批貨，又叫爸把泡沫紅茶店收一收，認真賣魚。

爸偶爾會敲我跟弟弟的房門，說他今天中了多少，偶爾拍擊地板。那時我怎麼沒問他賠了多少呢？

他那時最常跟我說：「很累，需要人幫。」在「九二一」大地震後，住了一個月的帳篷裡說過，回家了也說。初一期末考試後，我的數學不再好，在暑假輔導調查單上，他勾選「無須暑假輔導」，下面的理由欄位寫著：「幫忙家中事業。」

我再也沒有假日。我必須幫忙，需要分擔家庭生計的責任，我知道。

爸每天都在家，與我們一起在阿公家吃飯。他不吃隔夜菜，只要是他特別喜歡吃的，阿嬤就會煮特別多。他吃飯不會準時，都得撥通電話叫他吃飯。「再等一下，牌還沒算好，」他說，「算好便會回家吃飯。」本來只有周二、周四看節目的他，開始周二、周四、周五買彩票，再後來換玩五三九，變成每天都玩。他說他一天花一千多，他說擺魚攤一個月能賺十萬。我的數學不好，以為十萬減個三四萬還可以，以為他只會賭這麼大，以為只要自己更認真賣魚，就能讓生活變好。

每個周末，我顧起魚攤的蛤、蠔、魚，攤位上的魚我只認得白鯧、肉魚、吳郭魚。我問爸，爸叫我問阿公。

阿公拿起冷凍與新鮮的白鯧，教我看背上的藍色與鱗片上的微微光亮以分辨鮮度，教我從魚鰭和魚尾分辨不同品種的白鯧：魚鰭長且魚尾如剪刀的，是正鯧；體色偏灰、魚鰭短的是暗鯧；魚鰭、魚尾短，鰭邊形狀如流蘇的是斗鯧。他問我哪種好吃，我說正鯧，暗鯧與斗鯧偏軟。阿公稱讚嘴刁的我，又拿起白口與黑喉。

每個周末，我都不去上學校的輔導課，而在魚攤上上生物課。蝦不選紅頭，小卷不選紅身，春末吃海蛤，養殖蛤不選脫皮，臺灣蠔不能賣綠肚。這是我在阿公的魚攤上學習的第一個學期。

沒有生來就會賣魚的人。阿公說賣魚要學，學一輩子。爸說賣魚要學，學一下子。他們都對我說以後不要賣魚，好好讀書。

初中時，我在魚攤的工作是把魚拿給阿公稱，或是按磅秤跟客人說價錢，沒多做其他的工作，因為我不想當魚販，不想多踏一步─踏到殺魚的臺前，拿起魚刨鱗，用剪刀剪開魚的皮肉。這些我都不想做，但沒有說出口。

我在假日起得比上課時還早，在空蕩無人的清晨市場等到第一批顧客的喧鬧聲傳來，像上課鐘響，只不過我是魚攤上的學徒。

「為什麼要去賣魚呀？」一個男同學問過我。他約我出遊，我不曾說好，每次都說要幫家裡。「你真的很孝順啊。」我笑笑無語。久了，就沒人問，也沒人約我了。甚至畢業典禮那天，也沒人問我下午要去哪兒。往我家方向行車的站牌下，無人等車；對面往城市方向行車的站牌下，擠滿了同學，他們沒有一個人向我招手。他們坐上一班車，另一群坐上另一班。我等的公車來了，我坐在最後一排五人的座位上，車上乘客只有我一人。我睡了又醒，熟悉的路，醒了又睡，直到坐過站…

我以為我想過未來，以為我念了較自由的五年制的專科學校，選了醫事技術系，考上證照成為檢驗師，未來便能離開魚攤。但「五專」的課程更鬆，我刻意排出早上空堂、下午滿堂的課表，空堂時，在魚攤上自學魚之解剖學、魚類辨識課。

我站在魚攤前，拿起一尾尾冰冷的死魚，秤重刨鱗開肚，換取更多的家庭收入。

常有客人說我很乖，我不知道要怎麼壞。

早上起床，我穿起雨鞋，橡膠的雨鞋悶困了腳，長襪勒緊了腿。久了，腿上有了一圈黑線。中午換穿球鞋，去上自己毫無興趣的微生物學和化學，我覺得人生不能這樣虛耗，卻耗了五年。

「五專」畢業後，我轉學考上北部的大學。剛上大學，阿公與爸又說周末沒人幫忙，問我：「能周周回來嗎？」我怎會說不能。每周往返於臺北和台中，真的好累，半年後，我轉回了故鄉的大學。早上沒有課程，下午滿堂，「正職賣魚，讀書像放假」，我總這樣自嘲。那時，我已經能獨當一面站在魚攤前，招呼、買賣、殺魚，只差批貨了。

「還要學什麼嗎？」我問阿公。

「不用了，學批貨要過一陣子。你還要讀書嗎？」他回。

「要。」我說。

他說「記得要幫家裡，要好好賣魚」，沒有再提好好讀書。

他說起我爸，說了兩句，又不說了。他們叫我幫家裡，叫我得扶住家，撐住這頹敗的牆。多一個人撐著，牆至少不會倒塌，就算不能遮風避雨又如何。

爸只記得在每個周五的夜晚發信息過來，說明早還要工作，叫我早點睡。

生活一如往常，就算我已經在學業中找到喜歡的事物，看到未來的美好模樣。「五專」畢業兩年，我考了研究所，但爸對這些毫無興趣。他的債務縛住阿公與整個家。

「你要好好讀書，別跟那個哥哥一樣賣魚。」站在攤位前，有客人這樣說過。他不知道，我就算好好讀書，還是得賣魚。

在我放棄研究所的那天，我告訴了他─我爸。他只說：「要賣魚，讀那麼高幹什麼？」

那年過年，我開始學習批貨，不再讀書，忘記自己曾經有過的夢。

我成了魚販。每天凌晨穿上雨鞋，直到下午，脫下雨鞋與長襪，在忽然的放鬆後襲來的是酸痛和更深的睡意。我以為洗去身上的魚腥味，穿上怎樣的服裝，便能變成怎樣的人。但作為魚販，皮膚已經有不一樣的顏色了。我開車行駛在凌晨兩三點的高速公路上，空蕩蕩的公路通往這個點鐘最熱鬧的地方─魚市。在那裡，氣味紛雜到聞不出腥味，千百盞燈照出的世界已無黑暗。我下了貨車，踏入潮濕。

「讀那麼高，為什麼要賣魚呀？」又有人問我。我更難回答了。「只是工作。」我說。

接下魚攤時，吳郭魚一公斤六十元。阿公中風在床，我仍在賣魚，生活變了一些，但爸仍然在賭。沒人問過我喜不喜歡賣魚，我卻日日都在問自己：不喜歡又能怎樣？要找個支撐住「家」的方法，便是直挺地站著喊：「客人來哦，魚很新鮮哦。」

又幾年後，阿公過世，吳郭魚一公斤七十元。臺灣的白鯧越來越少，冷凍的白鯧不復見。我仍然在賣魚，但離開了原生家庭。裝睡的人叫不醒，爸仍然在賭。為了我的兒女，我得離開。

變成稱職的魚販之前，我知道了什麼工作令我厭惡，同時清楚了什麼令我嚮往。既然不愛的、討厭的都能做好，那還有什麼不能做的呢？我這麼想。

沒有一出生就會賣魚的人。沒有什麼東西，不用學一輩子。身為一名魚販，我已經很努力，很努力了。

【更多精采文章請見《讀者雜誌》2023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