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琦／拯救亞當斯密

一九九八年有一部電影「搶救雷恩大兵」，講述二等兵雷恩在諾曼第登陸戰時，他家人接到他的三個兄長皆已戰亡的消息。美國陸軍參謀長下令由漢克斯中尉率領搜救隊，試著在戰場中找到這個還可能倖存的第四個男孩。最後人找到了，但漢克斯跟好幾位戰友就從此留在戰場。雷恩知道別人為他的付出，決定留下來繼續戰鬥。

二○○四一位美國經濟學教授強納生．懐特仿前電影之名，寫了本Saving Adam Smith。江麗美譯《發現亞當斯密》。書中斯密還魂到一個退休修車匠身上，不斷向一位在寫畢業論文的博士生埋怨，為什麼他的想法總是被人曲解。書中的第一個埋怨就是別人常混淆他講的自利與自私。人有與生俱來的自利心，難道就可以為所欲為嗎？

國富論談到人的自利心時說：「每一個人只要不違反法律的公平，都應該被賦予完全的自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很清楚，自利心驅動下人的行為有一個前提，就是不能違法。而自私正是人在追求自利時，完全不理法律的制約。或是當自己的需求、做法跟別人法律上的權利衝突時，還是固執己見。

自利與自私的差別，還有另一個例子，就是對「自由」的理解。「自由」字面上看來是「自我之所由」，很容易想成「只要我喜歡，為什麼不可以。」John S. Mill的On Liberty，嚴復譯為「群己權界論」，點出了自由的真諦。自由就是別人跟我權利的界線，這個界線也是我行為自由的界限。如果只要我喜歡，明知違法，仍然去做，那是自私，而且是要受到裁罰的。

一七六五年斯密四十二歲時，陪一位英國公爵遊學歐陸。他在巴黎遇到路易十五的宮廷御醫凡索．奎內，相從甚密，且自稱受到很大影響。《國富論》一書從此萌芽。十年後，已五十三歲的斯密出版了曠世巨作《國富論》。距離他一七五九年出版《道德情操論》已是十七年之後的事。這時發生了一個學案。

貿易保護主義的倡導者德國學者李斯特，認為斯密有個問題。斯密第一本書強調，人有關心他人的利他心，怎麼到了《國富論》人性主軸成了自利心。其實，有問題的是李斯特。

斯密卅六歲出版《道德情操論》。這本書在他出版《國富論》之前被修改了三次。《國富論》出版後也一樣被改了三次，但同時斯密還又改了《道德情操論》兩次。最後一次還是在他辭世前兩個月才完成。一位謙謙學者終其一生都在反覆修改、增補他的兩本巨著，怎麼可能在修改其中一本書時，忘了另一本書寫的東西。

國富論所以那麼重要，是他重新定義了國家的財富。其實，國富就是這個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水準，這個水準又是決定於它勞動的產出，或它的勞動生產力。勞動透過專業與分工提高了生產力，再經過市場的交易，整個國家的財富得以提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或成長，不就是因此而來。

《道德情操論》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什麼是個人的財富？每個人累積了財富後，就會快樂嗎？快樂的本質是「放鬆的身體與平靜的心情」。你看看，「一個在路邊曬太陽的乞丐所擁有的安全感，是身在城堡裡的國王幾經爭戰而未必可得。」

最後，斯密認為政府是一個重大的必要。我們需要它來「制定法律，執行法律，並確保法律的公平。尤其是保護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免於受到他人不公平的對待或壓迫。」

今天我們遭遇到的問題，可以歸罪到亞當斯密嗎？其實今天的災難正是沒有好好了解亞當斯密。（作者為東吳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