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志良／賦稅正義救台灣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隨後蘇聯瓦解，著名的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說，自由民主併資本主義，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不會再有更好的社會政治體制了；然而，法國學者皮凱提出版《廿一世紀資本論》，重重打了福山一巴掌。皮凱提以歷史資料證明，只要資本利得的成長率高於經濟成長率，就必然造成貧富高度差距，引發社會動亂，如法國及前蘇聯的大革命。

因此福山提出修正，認為政府應該介入財富的分配。他認為上街頭與直接民主不可行，常常簡單的口號就能操控選舉結果；代議制度優於直接選舉，科技的進步及全球化、政府介入重分配的失敗，是西方各界對民主政治產生質疑的關鍵。因為對重分配失望，在民粹主義下強人政治反受到羨慕；例如認為習近平讓中國經濟發展快速，國強民富，優於採用傳統西方民主主義的開發中國家。

資本所得、股息、股利、房租、土地漲價，不應高於勞動薪資所得，哪算得上什麼新思潮？一九○五年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提出土地漲價歸公的倡議，因為土地價值增加並不是來自個人的努力，而是社會整體進步的結果，所以應該歸公。

兩蔣治理台灣，基本遵從三民主義，所以有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延長義務教育等政策。然而馬英九執政時卻反其道而行，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從廿五％降到十七％，遺贈稅從五十％降到十％。每次稅改，財政部及財團都說要降稅，結果台灣的稅收占ＧＤＰ比例，從兩蔣時期的百分之廿幾，降到只剩下十二至十四％。高度資本主義的日、韓、美，多在十一％至十八％。

至於較重視社會福利的歐洲國家，如瑞典、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連法國、德國，都占ＧＤＰ卅％以上，甚至近五十％；公務人員薪資足以養廉，生育率及經濟成長率得以維持，多為人民幸福的國家。台灣富人可以敵國，貧者無立錐之地，政府窮、廣大民眾特別是年輕人也窮，只有財團富。台灣最富有的五％，與最底層的五％，財富相差一百倍以上。

在此必須「大義滅長官」，譴責馬英九前總統及當時的財政部長李述德。馬總統雖自恃清廉，但因任期內稅制不公，政商已經結合、弊案不斷，例如行政院前秘書長林益世及多位縣市長的貪瀆案。到了民進黨執政，更加不可聞問；蔡英文又任陳建仁為行政院長，違規借調任職四次以上不算，高端二期報告尚未完備就高調接種；陳揆又力挺林智堅學倫案，爽領高額院士薪資，中研院卻不能處理。

台灣貧富差距過大，政府貪汙腐化，缺乏居住和司法正義，幾乎回不去了！但有哪一位總統候選人敢大聲疾呼稅務改革？又有哪一人敢主張加重資本利得稅，全面提升薪資所得以救台灣？所以凱道怒吼必將無疾而終。

侯友宜說謝龍介沒當選台南市長是因為台南人「沒眼睛」，其實台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民眾，在民進黨掌握金錢、權力及媒體的洗腦下，都沒有了眼睛。

等到哪一天，民眾忽然睜開眼睛、腦袋清楚了，恐不只在凱道集會，而是學習義大利人民，把禍國殃民的墨索里尼扒光衣服、吊在城門口。（作者為退休教授、前衛生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