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故鄉】沈珮君／文藝青年曾繁城打造護國神山（上）——台積電創辦元老的徬徨少年時及半世紀半導體人生

「文學有可能過時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2023年小說首獎得主謝宛彤

「你怎麼樣能夠靜下來？怎麼樣能夠擁抱孤獨、拒絕外在的喧譁？你安於這樣的寂寞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2023年評審陳義芝

為什麼創辦「青年文學獎」？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2004年開始，至今二十年，剛好讓一個嬰兒長成大人。聯副邀請評審與得獎者對話，談的是文學。豈僅是文學？是青春徬徨，是寂寞人生，句句是向天提問，永不甘心的自我超越。

二十年，繁花盛開。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是對這些生命的鼓勵與禮讚。曾繁城是開始這一切的人。

曾繁城，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積電的創辦元老。

半導體業大老，為什麼會創辦「青年文學獎」？人類文明不可缺少的文學、歷史、哲學，其創作者、研究者，價值、貢獻在台灣長期被嚴重低估，連酬勞都貧薄，以致優秀的人多數不敢、不能選讀文組。科技人曾繁城就是這樣一個當年被沉重家計「耽誤」的「文藝青年」。

曾繁城未能如願讀文組，但所愛始終未變。即使在台積電工作極忙的時候，他個人出資邀請名師葉嘉瑩、王德威、方瑜、歐茵西、彭鏡禧、辛意雲，在新竹誠品開講，兩周一次，連階梯都坐滿了人，他還請每位聽眾喝咖啡。余秋雨首次訪台時，曾繁城請他來清大演講，那次人實在太多了，臨時改到清大活動中心，一千五百人。

白先勇提倡崑曲的第一聲《青春版牡丹亭》，需要經費一千萬，曾繁城個人贊助六百萬元。

半導體，讓他生活富足；文史哲，讓他生命富足。他有一個大書房，但他最常用的書桌就是餐桌，那是他家最明亮的一角，陽光從落地窗斜灑，桌上是《宋徽宗》、《今文觀止》、《百年孤寂》、《人間詞話》……曾繁城也喜作詩填詞。

我是長子，要為家裡負責

曾繁城，在找到半導體人生前，像你我一樣「渾渾噩噩」。

他是貴州遵義出生的湖南娃、喜歡文史的理工男，當年他和「台大機械」只差一分去念了第三志願「成大電機」，但他實在沒興趣，以第二高分考進去，倒數幾名畢業，至今連馬達都不會修。徬徨少年時，他常常泡在台南的「美國新聞處」看電影，沉迷存在主義沙特、卡繆，喜讀王尚義《野鴿子的黃昏》，對前途一片茫然。那時他不知道自己未來將帶著團隊啟動台灣電子業轉型、發展出一個龐大的半導體生產鏈。

曾繁城出生於1944年，中國對日抗戰已進入第七年，民生凋敝，國家在存亡關頭。一年後慘勝，國共內戰卻又立刻爆發，一打又是四年。

曾爸爸是孤兒，17歲即從軍。部隊不斷移防，曾媽媽扛起扁擔，一頭挑著曾繁城，一頭挑著剛出生的女兒，從貴州、湖南、南京……1948年到了海南島。不滿五歲的曾繁城在那裡開始念小學，他到現在都記得赤腳上學走過的瓊河石板路。

1949年，海南島最後一批國軍撤守，他們也跟著到了台灣，先暫居屏東機場附近，後來搬到高雄鳳山黃埔四村。曾繁城沒有念眷村的誠正小學，在他印象中，「那是高官子弟念的」，他念的是鳳山大東國小，同學都是台灣囝仔，他與同學打打鬧鬧，輕輕鬆鬆學了一口南部腔的台語。

他們三兄弟成績都很好，曾繁城是黃埔四村年紀最大的孩子，他就是眷村老大，他很自豪：「我們那個眷村沒有太保」。這個眷村模範老大，卻是老師的頭痛學生，學校廣播「○年○班同學○ ○ ○到訓導處來」，他經常就是那個○ ○ ○。他有用不完的精力。學校強制學生趴在桌上午休，他睡不著，不是偷溜到河裡游泳，就是爬樹摘蓮霧、芭樂。他太皮了，還曾掉到大水溝，差點溺死。當年小孩流行的灌蟋蟀、玩紙牌、打彈珠，他都是一流高手，彈珠戰利品有一麻袋。

他成績雖好，並無大志。他在鳳山初中畢業時是第一名，理應去考高雄中學，卻因「最怕考試」，選擇直升鳳山高中。在鳳中，他遇上了極好的歷史老師錢寶午，錢老師上課不用課本，把文藝復興、歐洲戰史說得讓他入迷極了。這個混沌小子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他有志向了，「我要念歷史系」。歷史能當飯吃嗎？曾爸爸極力反對，要他念理工，他一點興趣都沒有，但沒有抗爭，「我是長子，要為家裡負責」。

「我們家太窮了」，曾繁城知道父親也是不得已。曾爸爸升上中校就到頂了，薪水很少，每個孩子一年勉強可有一套制服、一雙鞋，家裡只有過年才能吃到肉。

曾爸爸五十五歲退休，長官本想安排他去掌管福利社，但這個「肥缺」需要打點各方，曾爸爸選擇裸退，他在眷村後面的河邊種菜、養雞、種木瓜。曾繁城也幫忙餵雞、鏟糞、撿蛋。但一如當年所有的外行養雞人，一場雞瘟，坑殺了他們的夢。

2010年曾爸爸以九十多歲高齡過世，生前一直住在眷村。曾繁城早已給他在澄清湖畔買了一戶好房子，曾爸爸一天都沒住。他捨不得搬離眷村，那是他在台灣落地生根的家，他不需要什麼湖景豪宅，他在破破爛爛的眷村安心立命，吃得香，睡得著，他說要替當年一起從大陸來的弟兄們照顧家園。那些老弟兄早就過世了。

曾繁城手足共五人，因家裡養不起，小妹很小就送給別人，大妹為了成全三兄弟念大學，高中畢業就投入職場。曾繁城身為老大，很早就知道要盡快把這個家扛下來。

五○年代，全台僅有幾家大學，錄取率極低，叫作「擠窄門」。那是他第一次參加聯考，直到高三才「聽說很不容易」，開始用功。他們四兄妹住同一個房間上下鋪，為了不影響弟妹睡覺，他拉一條電線到屋外讀書。他是黃埔四村第一個考上國立大學的，眷村受到很大鼓舞。

五○年代念成大電機時，他沒聽過「半導體」，而且對歷史始終未忘情，同學李弘祺也是一個歷史迷，約他一起重考，曾繁城鼓起勇氣問了爸爸，又碰到銅牆鐵壁。李弘祺重考進了台大歷史，是當年文組狀元，後來是耶魯博士。

人生的路就此分向兩途，李弘祺在美任教，是知名的歷史學者，曾繁城則為台灣半導體業開路先鋒。有一次，李弘祺在美國辦學術研討會，請曾繁城負責經費，他跟李弘祺打趣：「假如當年我跟你去念歷史，今天大概沒能力贊助你了。」

只做電晶體實在不過癮

曾繁城服役後，考入台電，簽約兩年，月薪兩千左右，做夜班，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但一年多後他決定重回學校，當時交大已有了台灣第一個半導體實驗室，他想投入那個新興領域，但與台電合約未滿須賠償，工作一年多的薪水還不夠賠，他仍毅然「停損出場」。

進了交大電子工程所，他在老師張俊彥指導下，師徒做出台灣第一個電晶體。畢業後，張俊彥帶他一起去了電子公司，那是台灣第一家做半導體的，他很快發現公司「裙帶關係嚴重，不尊重專業」，張俊彥也曾氣得摔椅子，最令曾繁城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採購設備，他和同事找到便宜的美國最新機具，但高層「內定」的是價格高很多的舊款，卡住簽呈，曾繁城氣得飯都吃不下，胃種下病根。

曾繁城在電子公司時，已經覺得「只做電晶體實在不過癮」。1973年7月工研院成立，9月他就進入工研院「電子研究室」，當時工研院還沒有「電子工業研究中心」，但他的人生有了奮鬥目標。

工研院的成立，從一開始就是在爭議中，立法院一直有人持反對意見。七○年代，是中華民國遷台以後最險峻的年代，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兩次石油危機，行政院長蔣經國推出十大建設，但這還不夠，台灣經濟何去何從？工研院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成立的。

1973年蔣經國指派行政院祕書長費驊尋找台灣下一波經濟發展的策略，明示要「越大越好」。費驊找了經長孫運璿、交長高玉樹、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電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工研院院長王兆振，以及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研究室主任潘文淵等七人，在小欣欣豆漿店會商。潘文淵是費驊的交大同學，當時已花了一些時間訪察台灣產業現況，認為台灣電子業只是裝配業，並非科技業，應該由勞力密集轉型到技術密集，否則沒有未來，他建議台灣應該發展積體電路（IC），直接從美國引進技術，孫運璿立刻支持。一頓四百多元的早餐會，就此改變了台灣命運。

為了此案，工研院增設一個獨立的「電子工業研究中心」，胡定華（前工研院副院長）是這個中心創設時的副主任，他才剛滿三十歲，後來的要角楊丁元、史欽泰、曹興誠、曾繁城當時統統不到三十歲，胡定華生前在接受吳淑敏訪問時，指這批年輕人都是「可造之才，非常能幹，願意做事情」，讓他這個年輕主管「鬥志昂揚」、「勇氣十足」。

在佛羅里達切掉大半個胃

政府決定派員到國外先進工廠學習，但含未來建廠預算總共只有一千萬美元（約四億台幣），投石問路，只有RCA提出的「學費」、條件接近我方需求。當年的領隊之一、前工研院院長史欽泰說，「那個年代興建高速公路一公里成本約一億，我跟同仁說，我們讓高速公路少了四公里」，這是多麼嚴厲的自我提醒，現在回頭看，這是多麼划算的投資。

1976年第一批去RCA的有十九人，兵分四路，學習十個月。曾繁城在史欽泰領隊的那組，去俄亥俄州廠學習半導體製程。這些台灣工程師素質極佳，不僅學得很快，還能提出建議讓RCA改善，頗令美國人刮目相看。

大夥工作、生活都在一起，不僅個性要磨合，還要分工做飯，有人常常給大家青菜泡醬油，時間久了有各種衝突，在佛羅里達的團隊最後幾乎要鬧出人命，史欽泰把曾繁城調去「滅火」，史欽泰說：「曾繁城就是一個老大樣，他一出來，事情就會解決。」衝突雖然解決了，曾繁城胃潰瘍病發，有天早上起床，眼一黑就昏倒了，在佛羅里達切掉大半個胃。

RCA受訓完畢，工研院設立一個半導體示範工廠，第一任廠長是史欽泰，曾繁城是第二任。史欽泰拿到普林斯頓博士，在美短暫就業即回台直接進入工研院，曾繁城比他資深。史欽泰說他當初有「兩個支柱」：「一個是章青駒，一個是曾繁城。」他很快看出曾繁城的特質：「他不是social的人，比較木訥，很負責任，專業很強，又資深，帶得動大家。」史欽泰只要發現團隊有問題，找曾繁城就能搞定。最貴重的機器選購，也是交由曾繁城負責，因為他有實戰經驗，專業又無私。

台灣半導體現在雖是世界領頭羊，但一路走來極為艱辛，「半導體產業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生態體系」，史欽泰回憶當初台灣從零開始，不僅與歐美日相較起跑點落後，國內也毫無前路可循，「我們犯很多錯誤」，但是，當時「孫運璿、胡定華這些長官都告訴我們：『你們可以犯錯』」，孫運璿甚至說：「我就算丟了官位，也要讓你們做下去。」有這些長官替他們扛著，讓大家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決心。

遇到困難時，史欽泰通常是比較樂觀的人，他負責給團隊打氣，「曾繁城會預測最壞的結果，讓人以為沒希望了，但他小心翼翼把問題一個一個找出來、一個一個克服，」史欽泰笑說：「我們倆剛好互補。」

曾繁城是「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因為悲觀，所以戒慎恐懼。台積電資深副總秦永沛與曾繁城相交三十年，共事很久，他說「FC（曾繁城英文名字）非常注重細節」，正是因為看得深、看得遠、看得到最壞，能見人之所未見，早早預防。而樂觀，則是永遠相信問題可以解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