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國文化的十六個關鍵詞 之2】林谷芳／漢字——一元性與多元性的並存

唯一表意文字系統的大文明

人間性是中國文化比諸世界其他大文明的根柢不同處，而談此，其影響也及於整個中國文化特質的，還有漢字。

漢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被運用的大系統表意文字，中國則是唯一運用此表意文字的大文明。

相對於表意文字的是拼音文字，從語音到文字，基本合一，是典型的「我手寫我口」。

表意文字不同，儘管其構成亦常包含語音的指涉，但音與意之間並不就是一對一的關係。中國文字最多的是「形聲」字，雖由意符與聲符合併組成，但屬於音的部分，基本只大略意旨。

表意文字最初總從象形字來，「隨物賦形」是人類記事符號化的自然現象，但被形所限，難以延展至廣垠的抽象世界，為擴充指涉，乃有了「六書」造字法：「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因「六書」，漢字乃能毫無障礙地將語言完全符號化。但它不像拼音文字般，是會了語言，就等於會了絕大部分的文字。基本上，語言之外，學漢字還須從頭學起。對漢字的讀音，過去有「反切」的注法，近代則有注音符號及漢語拼音，後兩者其實就是漢文的拼音文字，但只用來補助學習讀音，並無法取代文字的功能。

無法取代，是因漢字單音節，同音字特多，儘管在西風壓倒東風的時代，有人大力提倡以拼音代替漢字，但事實並不可行，語言學家趙元任為此還寫了〈施氏食獅史〉：「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等兩篇文字反對，雖言諷刺，卻也深刻說明了只以語音成字，混淆性就大。且不僅於此，它還遠遠低估了漢字對中國文化的意義。

表意文字的獨立性：文、言分流

文字固是用來記錄語言的，但發展上，「文」與「言」間仍有或近或遠的距離，表意文字中，「字」，更具有本身的獨立性。

獨立性出現在：字可以脫離語音而直接呈現它的意義。我們可以不知道一個字的讀音或讀錯了，卻正確地使用了它指涉的意義。

獨立性也出現在：字可以離開語言而自我演化。從甲骨文，到篆、隸、草、楷、行，書體雖變，意思卻基本沒變。

獨立性還出現在：字形的美感上。書法，作為漢字特有的藝術，許多人以之為中國造型藝術的重要母體。

獨立性更在於一個字在不同方言裡可以有不同讀法。這點是表意文字與拼音文字最大的不同，「文」不隨「言」走，言雖不同，用字則一，更是漢字最影響於中國文化者。

「文」「言」分流，文字指涉的是較精鍊的系統，語言代表的是較日常的系統。

過去，識字是項本領，倉頡造字有神話意義，字也被賦予了神祕力量，所以客家子弟有「惜字亭」，不用的書、帖、字紙，都必須在此焚燒，以回歸於天。

正如此，用字乃須審慎精鍊，而「文」，也就脫離了語言那較強、較快的時空變遷，有更長的穩定性在。在中國，現代人基本能直接閱讀二千年前的《史記》及更早的《論語》。

這穩定性出現在「文言文」中，它言簡意賅。近世倡導的白話文強調文與言合一，好處是「自然」，但文的精鍊性也因之流失不少，正如此，想運用好中文，文言文的修養仍不可少。

時間外，文的獨立性也讓它穿越了空間。

在中國，不同方言間的語音常可分歧到讓人無法辨識。江南「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都用閩南語，一個台灣人也可以完全聽不懂莆田仙遊的人說些什麼。

中國地理複雜，方言眾多，若用拼音字，可能會出現幾十個文字系統，但用表意的漢字，「書同文」，地理的隔絕、語言的分歧，乃都無礙於一體感的建立。

書同文的影響

國族的建立早期與語言或文字系統緊密相接，歷史時期，中國基本就是「一個天下」，儘管有春秋的禮崩樂壞，戰國的群雄並起，有三國的鼎立，有五代十國，但因用漢字，卻使諸方就在「一個天下」中彼此競逐。

「書同文」使「家國天下」廣垠延伸，中國才能成為許多人所謂的「泛氏族國家」。「書同文」，也讓不同時空的人能進入同一個古典「純化」的傳統，否則人間性固可讓「家國天下」廣袤延伸，也可因務實彈性，讓其間的成員分裂成不相屬的國家。

一元性與多元性的並存

漢字「文」與「言」的分流，映現的是中國文化在人間性外，另個根柢的特質。這特質，是「一元性與多元性的並存」。

說一元性，是因漢字使得彼此有共同清晰的歷史傳承、文化核心。

說多元性，是複雜的地理形構多元的人文，中國不同地域間文化的歧異處往往還超越西歐同一語系下國與國間的差異。

歐洲文明在基督教及希臘人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基督更是共同的一元信仰，其核心性較諸中國之儒釋道三家分領、之具人間性，更有其不可挑戰處。

但即便基督信仰關聯生命的終極依歸，西歐各國間的生活差異基本也不如中國各地大，它卻分成許多國家。

這與中國不同，一定關鍵就因所用的文字屬性不同。

在西歐，由於拼音文字的變異，後人須透過翻譯才能「親炙」古典，歷史認同的一貫性乃較弱。信仰上雖有絕對一元的特徵，但「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世間法上，因語言與文字的分化，也就形成具區隔性的族群與國家。

中國的一元性系統雖沒有歐洲的超越與明顯，人間性又讓人更實務地應對時空，但因漢字，後人能直承歷史，不同地域的人能溝通無礙，「家國天下」的文化特質乃能有效延伸，多元，就只成為地方的不同。而隨著歷史的發展、族群的繁衍，最終它乃成為一個大小抵得過歐洲的國家。

在中國，文化與國家一定程度合一，有著與西方根本的不同，以此，從西方觀點出發，才有了這樣的名句：「中國是個假裝成國家的文明」。

所以說，人間性固是中國文化的根柢特質，但支撐這人間性真能發展出廣垠「家國天下」的，一定關鍵乃在漢字。

官話與方言

「家國天下」的擴充，須有漢字的支撐，相應於此，也有了官話與方言的區別。

官話是官定語言，中國方言多，不同地方的人就以官話做溝通。有此，即便如清律，為防弊只能在他鄉為官，也能免受語言局限。官話雖是語言，卻有著文字的一元性意味。而懂官話的士子既能到處行走，視野開闊，也才能撐起中國帝制時期的菁英統治。

因應於官話與方言，中國戲曲也有官話戲與方言戲的分別。古典戲曲如京劇、崑曲等，基本用官話唱念，它跨越地域。方言戲則在各自的方言圈活潑滋長，例如越劇、粵劇、歌仔戲就分別對應於浙江、廣東、閩台的方言圈，對該區的觀眾最具親和力，但流布也較有它的時空限制。

古典與民間

中國文化凡涉及古典傳承與地域對應的皆能看到這樣的分野。

以音樂為例，文人音樂的琴，型制均一，琴曲或為〈文王操〉這等進德修身之曲，或為〈流水〉這等直抒大化的作品，都具強烈的時空一貫性與美學自覺性。

民間樂種則樂器不同、編制不同、曲風不同。「廣東小曲」優美動人，無微言大義；「潮州弦詩」強調儒家之風；「江南絲竹」小輕細雅；「河北吹歌」大開大闔，映現的就是各地特殊的時空色彩，其數量則占有傳統音樂之大部。

儒釋道與工農商兵

文人藝術的美學自覺，是有意地將藝術連結於儒釋道三家的宇宙觀與生命觀，它是不同世代、不同地域文人共同的生命觀照，是屬於天下皆同的一元。談中國文化，這是不變的核心。

但僅此一元也只能見及中國文化之一面，實際生活中，各地的工農商兵則映現著自己的特殊色彩。即便背後也有儒釋道的支撐，卻已是俗民化的觀念，例如民間的因果信仰與祖先崇拜密切相接，與佛家的因緣法就大有別。

兼具一元性與多元性的文化調適

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大文化，從西方來看是較難理解的，畢竟，大，代表的是轉身較難，那又如何通過時代的變遷呢？

的確，近代文化理論多有引自生物學者，自然界，適者生存，而「適」，是指應對環境的能力。有時，環境變遷後，原環境中所謂卓越的能力甚且還反過來成為適應新環境的障礙。

擁有三公尺大角的史前大角鹿就是個知名的案例。牠曾是冰河時期強壯的草食性動物，但7700年前絕種了，滅種原因多認為與牠大角的特化有關。

一種說法是大角作為性選擇之用，必須付出高昂的生理成本來維持愈來愈大的角，遇環境變遷，食物不足，就會讓族群走向滅絕。

另一種說法則強調，冰期結束，森林長出，巨角不利於鹿的活動，也容易卡在樹叢間遭獵殺。

正如此，一個物種要長存，不能只靠某種「有效」的「特化」基因，它須有多元的基因以應對多元的環境，或以強大的學習力，來調適環境的變遷。

生物如此，文化亦然。中國文明雖處於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但挑戰依舊不少，它卻綿亙逾四千年而不絕，又何以致之？

許多西方人的解釋傾向於：認定中國社會是個「超穩定的社會結構體」，「家國天下」的連結性強，所以能歷經挑戰而不頹。但僅就如此，既難以說明中國歷代情性氣象的不同，也很難想像這樣的結構不會日趨僵固，終至無以對應外境。

究其實，中國並非如西方所想的那麼一元固化。本質上，它有它的人間彈性；實務上，又有各地的多元，以此而可因應不同的環境變化。

歷史的分合開闔

有此「一元與多元的並存」，乃有中國歷史特有的分合開闔。

《三國演義》開篇即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人一般也近乎先驗地接受了這個觀念。而徵諸歷史：西周合，春秋戰國分；秦漢合，六朝分；隋唐合，五代十國分；宋以下則合。其間如老子所言：「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而中國也正是在這歷史開闔中成就了諸般氣象。

這分合，中國人常以為乃歷史之必然，但徵諸其他國家，其實不然。

分合在許多文化是一組互斥的概念，在中國，卻如太極之陰陽般，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絕然的一元既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分化亦不可能。當時代強調一元時，就趨向於合，但這合，也沒法滅殺各處的分；而條件分歧時，會強調分，但這分，「家國天下」基本的認定也還在，人間性與儒釋道依然是它的本質與核心，天下仍是一個天下，只是各擁其主而已。

分合是歷史發展的常態，也映現文化的調適彈性，只看時代的偏向。當然，長期偏向其中之一，也會帶來較大的副作用，宋之後，中國基本都在合的觀念與樣態中，這是不是使得中國文化的生命力愈來愈萎縮，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漢字影響下的思維與美感

漢字作為載體對中國文化的樣貌產生了根本影響，但其實，它自體的屬性也一直影響著它承載的文化內容。

在跨越時空的「穩定性」、書法的「藝術性」、「藉字練心」的「修養性」外，漢字還以其他特性，如「彈性」「意象性」等，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與美感。

以「彈性」而言，禪家稱「達磨西來」，故有「祖師西來意」之公案，但為文時，也可稱「達磨東來」，前者指「達磨從西方來」，後者指「達磨到東方來」，東西背反，所指卻一。

而漢字為文精鍊，以此而富於「意象性」。這意象性，語文上，成就詩。中國成為詩的民族，與漢字就有必然關聯。

彈性與意象性相合，成就了讓人「參」的特質，禪宗公案就善於用此來啟發學人疑情。

根柢的文化作用與生命影響

儘管漢字在思維與美感上對中國人的影響很難量化，但徵諸禪宗公案之興於中國、書法藝術的蔚然大觀，就知漢字作為思維工具、美感載體，其主體屬性所發揮的影響。以此，只要用漢字，就很難逃掉中國文化的影響，就與中國有一定的紐帶在。

當然，漢字最根柢的作用是，它讓中國文化可以「一元性與多元性並存」，讓中國文明儘管歷史悠久、幅員廣大、族系複雜，卻依然是「一個天下」，也讓中國更有能力調適歷史的變遷。可以說離開漢字，中國文化就將遠遠不同，其特質也將大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