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時代〉：歷史與文學】史聖智／歷史長河裡的文學波紋

台灣大河小說的源頭

我第一次到桃園龍潭這個地方，是因為作家鍾肇政。記得那時是二○一六年初春，我從高雄坐火車到中壢火車站，出站時已入夜，然後轉搭新竹客運，將近一個小時後才抵達龍潭。但我坐過頭，在一個沒有人煙的站牌下車，周圍是鬱蔥的樹林。起初還覺得有點浪漫，想著這風景應該有被鍾肇政寫進小說。然而走在安靜的道路上，只有路燈映照處有光，其餘皆暗，使我內心漸漸升起一股不安，不時往後探頭。偶有幾台車經過，才稍微讓我感到安心。走了許久，走到我在Airbnb預訂的住處，接待我的是一位親切的客家阿姨。

隔日，阿姨熱心開車載我到龍潭武德殿，路過龍潭大池、下街伯公祠、南龍路，這些曾出現在鍾肇政歷史小說的風景。我在武德殿見到鍾肇政本人時，他已高齡九十一歲，仍在濕冷天氣中出席文學地景活動。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他的神情，讓人想起他《濁流三部曲》筆下的主角陸志龍，以及《臺灣人三部曲》的龍潭九座寮望族。鍾肇政這一系列歷史小說，被學者譽為台灣大河小說的源頭，與吳濁流戰前寫就的長篇歷史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相互輝映。

若以文學地景的角度俯瞰，桃園龍潭的景色與人物，可以視為台灣大河小說的風土源頭，往後則有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東方白的《浪淘沙》接續這一傳統。從吳濁流、鍾肇政到李喬，這幾位踏進台灣歷史長河的漂流者，恰巧但不意外地也都是客家人出身。有趣的是，創作〈望春風〉、〈雨夜花〉等歌曲，被譽為台灣歌謠之父的鄧雨賢，也是出生於龍潭，在龍潭大池有一座鄧雨賢紀念銅像。鍾肇政曾撰寫一本關於鄧雨賢生平故事的歷史小說《望春風》，景仰同鄉人而作傳的意味濃厚。

渴望書寫歷史的驅動力

歷史，一向是許多文學創作的根源，然而，為何人會渴望透過文學書寫歷史，或者再現歷史？其中之一的驅動力，我想必然來自於那些存在於現世的歷史空間與史料，那些可視為「歷史的殘骸」的事物。某個作家在某個時間點，被這些殘骸給觸動了，或是魅惑了，彷彿聽見它們喃喃地對自己說：「你降臨於世，就是為了來書寫我……」這種幽魂環繞般的誘惑，促使擅長文字的人們，前仆後繼寫下他們從未經歷過的時間與空間。現世的人書寫前世的人，前世的人再現於後世的世界，這聽起來似乎有點浪漫，卻也意味著──有些歷史的遺憾，終究無法在有限的生命裡圓滿。

其中之二的驅動力：懷舊感（Nostalgia），這是人之所以追尋童年，懷念舊事物，乃至嚴重成癖的一種慾望成因。那麼，國家的童年呢？族群的童年呢？我的故土的童年呢？古巴作家雷納多‧阿里納斯（Reinaldo Arenas）在其自傳《在夜幕降臨前》，積極挖掘自身在古巴革命前的歡愉、懷舊或美好童年的記憶，學者認為阿里納斯在悲傷中「回憶快樂的時光」，其實就是一種生存的形式，這確認了處於現在的自我所具有的政治能動性，也藉由對「快樂」的回憶，以及知道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快樂時光」來臨，而得到慰藉。換句話說，小說家透過書寫歷史與記憶，或許也能在其中找到舊有的歡愉與自我存在的意義，縱然那意義是如此抽象而難以捉摸。

其中之三的驅動力：不滿──過去的歷史不該是如今這般模樣，未來怎麼能接續自敗壞的此時此刻呢──既有的歷史太枯燥，或者太父權、太進步史觀、太漢人中心，因而忽略了歷史的敗者、性少數、含冤者，還有害羞的人們與消失的語言。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歷史的概念〉解讀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認為畫中的天使受到名為「進步」的風暴猛烈吹打翅膀，導致天使的臉朝向「過去」，但身體往「未來」飛行，時間變得均質而且空洞，突顯歷史進步論與線性時間的虛妄。所以，小說家對「進步」抱持懷疑，對歷史感到「不滿」，才能萌生一股「往後看」也「往後走」的驅動力；透過虛構與真實的混雜，從當下視角回望過往，以表達一種對現狀感到不滿的慾望。

以文學改編歷史，似乎就像是投進歷史長河裡的石頭，雖然渺小，僅僅發出「咚」的一聲，但它激起的波紋，卻能往外擴散，到達比最初想像的還要遠的地方。從王家祥、平路、施叔青、巴代，到甘耀明、吳明益、朱和之，以及新生代的黃崇凱、楊双子、朱嘉漢等人，台灣作家在歷史小說的形式上力求突破，內容上也深入挖掘尚未被述說的歷史記憶。不同作家有其史觀、意識形態、成長背景等個人特殊性的經驗，外部因素則往往與書寫當下的社會現實有所呼應，使得歷史書寫回應的不僅是過去，而是現在，甚至是對未來的想像。

弔詭的歷史謬誤

一八九五年四月，台灣遭割讓給日本，一個多月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從澳底登陸台灣，展開殖民統治。我尚未去過澳底，但前幾年倒是在基隆港附近，一處馬路旁邊不起眼的地方，看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碑上的紀念字樣，早已在戰後被人抹去。而這段台灣歷史的重要時刻，日治時期作家西川滿與鍾肇政，先後將這起事件寫進他們的歷史小說，西川滿寫《台灣縱貫鐵道》，鍾肇政寫《臺灣人三部曲》。但同一個事件，寫出的是兩種史觀，兩種對立的立場：西川滿聚焦日軍接收台灣的正當性、英雄化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鍾肇政則書寫台灣義勇軍的抵抗。若歷史小說往往與書寫當下的社會現實有所呼應，那麼西川滿顯然響應一九三七年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大東亞戰爭；而大河小說寫於六○年代的鍾肇政，試圖要呼應什麼呢？除了抵抗日本殖民時期的文化霸權，再建台灣本土的歷史與文化主體之外，學者陳建忠教授也觀察到，若置於國府統治下的歷史脈絡來解讀，它所受到壓抑的命運，弔詭地也使這股重建歷史主體與抵殖民的力量，指向當時壓抑它的國府政權。

另一個讓我感到弔詭的歷史謬誤，發生在我的小琉球之旅。由於疫情關係，三年來的旅行偏少，唯有小琉球我接連去了兩次。那時我注意到島上知名的觀光景點烏鬼洞，設有碑文，內容解釋該地是四百年前被屠殺的荷蘭黑奴的居住之處。但是，歷史學者曹永和與荷蘭學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的研究已經證明，被屠殺的其實是小琉球原住民──拉美人（Lamey），平埔族馬卡道族──而非荷蘭黑奴。一六三六年的拉美島事件，指的就是荷蘭人在島上報復屠殺上千名拉美人，導致小琉球原住民全數消滅的事件。關注平埔族歷史的作家胡長松，他所撰寫的台語歷史小說《金色島嶼之歌》，就是在描述這段拉美人被滅絕的歷史，替那些從未被詮釋、翻譯、述說的拉美人發出聲音。然而，小琉球歷史空間的謬誤至今依然存在，顯現平埔族的歷史及其研究仍被忽視。可想而知，台灣各地必然還有許多需要被修正的訛傳或謬誤。

書寫歷史小說，就是在「翻譯歷史」

我認為書寫歷史小說這項行為，本身就是在「翻譯歷史」，作家隨著當代社會與政治環境的變遷，不斷修正、指涉或翻新。「翻譯歷史」書寫，便呈現一種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指出的延異（différance），無止盡地產生變化與歧義，以符合當下與未來的想像，甚至是「需要」；將被壓抑的情感、文化、語言等，從過往粗暴的政治／語言政策之下「翻譯」回來。歷史長河隨著歲月更迭不停流動，文學的波紋，也在時間淘洗後有所消長。我試著想像，書寫歷史小說，就好比走在一條極其安靜的道路上，只有路燈映照處有光，其餘的暗處，便是小說家要去打亮的地方；埋頭探索之餘，也得不時往後探頭，想想前世者的反應、辯駁與期望，在混沌之中，揣摩不可能的可能，描繪那似明卻暗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