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韓「N號房事件」看網路性犯罪 政府做了什麼？台灣可借鏡？

台灣藝人黃子佼去年深陷MeToo風波而神隱，今年再度因持有未成年少女色情影片，而受到外界撻伐，更讓許多藝人和立委紛紛出面，呼籲修法加重相關刑責。其實，2019年，南韓也曾發生類似的「N號房事件」，至今五年來，政府當局做了什麼？當年的受害者又如何走出陰霾？

當時是學生記者的朴智賢，永遠記得那一天，她無意進入一個Telegram聊天室，在裡面看到大量的未成年少女色情影片，強忍著不適，朴智賢不斷挖掘出更多線索，最後讓這起南韓2019年最大的網路性犯罪事件曝光。

這，就是震撼全世界的「南韓N號房事件」。

近期，台灣藝人黃子佼也因被爆出持有未成年少女不雅影片遭各界撻伐，而且事件愈演愈烈。這讓外界不禁聯想到，五年前發生的南韓N號房事件。

專家：現行法律不足以遏止網路性犯罪

《海峽時報》分析，儘管N號房事件的幕後黑手已被逮補判刑，但倡議人士還是認為，現行法律和措施不足以遏止網路性犯罪。

根據報導，南韓政府在2021年12月後，開始實施「反N號房法案」，加強對數位性犯罪的刑罰，並強制要求南韓網路業者對社群平台進行監控，防止非法內容傳播。

此外，凡是持有、製作或傳播兒童色情內容的人，最少都會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心人士轉向不受南韓法律管轄的海外平台來從事不法行為，像是Telegram，以及即時通訊軟體Discord。

南韓監測和通報網路性犯罪組織Project ReSET倡議人士桑默．車（音譯：Summer Cha）表示，政府需要強化法律強度，才能更具體處理數位性犯罪議題。

舉例來說，在不知道受害者身分的情況下，傳播性犯罪影片卻仍不被視為性犯罪。此外，也沒有法律懲罰言語虐待和散布有關受害者的不實個人資訊。

更糟的是，如果罪犯將資料儲存在雲端而非電腦中，檢調會更難緝捕歸案。

「如果不修法，問題將不斷出現，形成惡性循環，」車向《海峽時報》表示。

根據統計，南韓警方在2021年通報超過1.6萬起的數位性犯罪案件，比前一年增加17%。專家懷疑，實際數字被低估了，很多案件都沒有獲通報。

除了法案，南韓政府也在首爾、釜山和仁川等大城市設立「數位性犯罪中心」，對受害者提供支持。

「不只南韓！全世界都需要處理性犯罪問題」

首爾數位性犯罪中心主任李恩貞（音譯：Lee Eun-jeong）介紹，該中心在2022年3月開業，至今已幫助300多名的受害者，其中不乏10幾歲的青少年，以及20、30歲的青年。

李恩貞說，受害者最想要的就是「刪除他們的影片」，截至目前為止，性犯罪中心已幫助刪除3000多部影片。

她表示，希望以「預防」為最優先，藉此提高民眾意識，認識到數位性犯罪是錯誤的。

「數位性犯罪不只在南韓受重視，更是全世界都需要正視的議題，」李恩貞強調：「數位性犯罪隨著科技發展會不斷變化， 因此，隨時做好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有了上述這些方案，性犯罪事件真的就能有效解決嗎？隨著數位性犯罪事件愈來愈普遍，社會的關注度也開始減弱，倡議人士擔心，這會衍生出更多問題。

交棒給更多人，讓火持續燃燒

《海峽時報》指出，N號房事件主角、Telegram上的Nth Room雖已不復存在，但在原本的犯罪影片仍然在網路上流傳，這證明了要徹底根絕數位性犯罪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不只如此，山寨版的N號房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甚至出現所謂「N號房2.0」，創辦人威脅九名未成年少女，並在Telegram上散布1200多部犯罪影片，所幸犯人已被逮補。

27歲的南韓政治家朴（音譯：Park）提到，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依照目前的情況和鬆懈的管制，一定會有更多數位性犯罪會發生。

「數位性犯罪的問題，是出自於N號房，我們卻不能對Telegram實施任何制裁，」朴說，她也加入共同民主黨，希望找到「更嚴格、更強大的方法」，來杜絕這類犯罪。

南韓監測和通報網路性犯罪組織Project ReSET專家柳英（音譯：Yoo Young）語重心長地說：「要改變社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如果討論度降低，議題就會消失，」

她強調，情況正逐漸好轉，如果大家都能盡自己的一份心力，就能把火炬傳下去，讓這把火可以持續燃燒、持續被看見。

「覺得休息是一種罪，因為會有更多不法影片被散布」

《BBC》採訪到一位南韓諮商師李孝琳（音譯：Lee Hyorin），闡述她如何幫助性犯罪的受害者。

「有好幾次，我都覺得休息是一種罪過，因為這就代表會有更多性犯罪影片流出，受害者會遭受更多痛苦，」李孝琳沉痛地說：「即使得夜以繼日地工作，也必須刪除這些影片。」

自2017年以來，她一直在處理數位性犯罪帶來的破壞性後果，但她很快地意識到，只有刪除犯罪證據是不夠的。

「當性犯罪首度作為社會問題出現時，其實沒有任何系統可幫助受害者，因此才成立數位性犯罪中心，不只是刪除影片，更為受害者提供任何必要協助。」

李孝琳說，來到數位性犯罪中心的受害者都會怪罪自己，「當他們這樣自責時，真的很讓人痛心，我會告訴他們，這不是你的責任，也不是你的錯。」

她認為，從這種罪惡感中解脫出來，是他們康復的基礎。

「我們對康復的定義是，不但能走出傷痛，還能將過去的經歷化作成長養分，努力活下去。」

然而，李孝琳在幫助性犯罪受害者的同時，自己也承受不少壓力。

「提供諮詢時，我確實感受到他們的痛苦，還患上類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疾病，」她說：「我之前看到一部影片，主角很像我和我的伴侶，讓我整晚情緒潰堤，我真的很害怕，直到隔天早上，才確定那不是我。」

李孝琳認為，這般沉重的壓力，讓諮商師也要接受輔導，才能順利完成工作。

「數位性犯罪會剝奪一個人的基本人格尊嚴，因此，我們絕不能停下手邊的工作，」她最後總結。

（本文出自2024.04.10《遠見》網站，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