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當年承諾「香港50年不變」，講得鏗鏘有力，讓多數香港人真心沸騰，充滿願景。結果不用50年，才20年，今天的香港什麼都變了。
大馬路上都是陸資店招，港味小店消失；走進酒樓、茶餐廳，普通話多了，廣東話少了，桌上擺的港點，也大多是從大陸運來的機器量產品。眼睛看到的變了，耳裡聽到的也變了，嘴裡嘗到的滋味更變了。
2008年北京奧運後，北京政府介入香港的方式愈來愈明顯，香港人過去引以為傲的自由、法治被侵蝕，新聞自由排名從世界第18掉到73，「真普選」的期待又落空，安全的自由氣氛轉成肅殺、人人自危的日子。
當年「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香港可享有行政管理、立法等高度自治權，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回歸後50年不會改變。
但歷經20年試驗，香港人的五感變調，手腳也被綑綁。種種事件讓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認同下降，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雨傘革命，世界清楚看到香港人的政治意識逐漸覺醒、身分認同也在轉變。
社會的各種「變」，讓香港年輕人不斷對自己的身分提問，年輕人問「我是誰？」、「什麼是香港？」
7月1日是香港回歸20年，一方面，香港政府正籌備一系列大型慶典活動，另一方面，有一群香港人正試圖認清香港身處的位置，找尋出路。
走在尖沙咀、旺角、銅鑼灣，幾乎每走幾步路，就可以看到一間周大福、六福或周生生，再走幾步會出現Sasa、卓悅等美妝店，店內櫥窗內的珠寶光彩奪目、海報上的明星美麗耀眼，但看在香港人眼裡，只有深深的無奈。
「地價、租金都不斷刷新，老店、小店不堪負荷，街道都成了連鎖店，不同的文化就慢慢消失。」90後、今年20多歲的香港青年Nelson無奈地說。
「老店結業潮」在香港已持續好多年，每當報章雜誌報導哪家老店將關門，總是吸引大批香港人前去緬懷，吃一碗記憶中的豬手麵、或者一隻道地的紅燒乳鴿，然後目送老店離開。
酒樓、茶餐廳裡的普通話多了，廣東話少了﹔嘴裡嚐的味道、腳下逛的店舖、眼裡望出去的城市風貌，一切變得愈來愈像，卻愈來愈感受不到「香港」，是這幾年香港人眼中的劇烈轉變之一。
老東西、老味道可能因為沒有賺錢能力而消失，未來若想回頭，已經什麼都找不到了。香港90後、Snappy開發者 Nelson
香港店舖因為地租變化得有多劇烈？在香港廟街開業已22年的大排檔「香辣蟹」，原本兩間店舖隔街而立，但幾年前其中一間店舖，租金從10多萬港幣一口氣漲到30多萬，店家難以承受，只能忍痛收起一間店、少做一半客人。
「租金愈來愈高，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香辣蟹老闆站在鐵門深鎖、貼滿房地產廣告的舊店舖前，默默地喝了一口啤酒。
廟街上其他家大排檔，不少也都因為牌照、地租等問題歇業，廟街上原本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的大排檔用餐街景，如今已不復存在。
大家吃慣機器做的食物，已經吃不到手工的層次、美味。美食家 薛興國
香港美食家薛興國感嘆，香港不像台灣，店面租金合理、不隨意調漲，香港租金和市場掛勾，「看你生意好就漲租」，老店根本留不住，不停的換新、轉由財團經營，「點心都從深圳工廠來的」，師傅的老手藝、老口味就這樣消失。
生意大幅成長，與香港回歸後開放陸客自由行有關。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著名社會學者呂大樂曾和台灣人開玩笑，「你們一年的陸客人數，大概只等於香港年初一到年初七而已」。
交通部觀光局統計，台灣陸客人數2015年時來到最高峰，有高達418萬人次陸客來台，但與香港相較是「小巫見大巫」。香港旅遊發展局統計，2003年香港開放陸客自由行，當年度約847萬人次陸客來港，之後一路成長，2014年最多有4725萬人次的陸客到港旅遊，近兩年雖有減少，但每年都還有超過4千萬人次，是台灣陸客的10倍以上。
大批陸客來港，對陸地面積僅4個台北市大的香港來說，形成龐大壓力，帶來商機的同時，也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
「茶餐廳現在一天生意分好幾輪，」薛興國說，觀光客多是來吃午餐、晚餐，香港人只要時間許可，多半會餓著肚子、盡量避開午晚餐時段去用餐，陸客較少、價格也較親民，午茶有時只需午餐3分之1價錢就可以吃飽，飲食作息被迫轉變。
很無奈，但也什麼都不能做準備移民的香港市民 周小姐
「商店的品味都跟著他們（指陸客）的方向走，很多東西跟著他們走。」市民周小姐感慨，陸客增加後，改變了香港的商店組成，以陸客購物需求為主的店家多了，商場變得一模一樣，很多小店、舊商店就這樣不見了。
這些轉變讓年輕人開始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歸屬出現迷惘，產生深刻的危機感。年輕人透過找回、保存消逝中的香港文化，尋找「自己是誰」、「什麼是香港」，讓香港成為「家」。
香港街景相片資料庫「Snappy」就是由3位90後香港年輕人創立，透過APP，任何人可以自由上傳、瀏覽香港新舊街景的照片，目的是為下一代留下時代的痕跡，讓後代子孫日後回首，香港的情與景不會只剩一片空白。
「在香港，很多人不把香港當成家，只是個睡覺工作的地方，有錢了就會離開。」Snappy開發者Himphen認為，文化能帶領年輕人認識從前的香港，若文化無法留下，未來規畫城市、市區時，就會缺少這些構成城市活力的重要元素，這也是Snappy為何要設計平台、讓社會大眾一起記錄香港的原因。
現在的東西不好好保存，未來就沒有現在的東西了。香港90後、Snappy開發者 Himphen
另一群香港年輕人，則成功將「港味」轉為觀光商機。近年頗受關注、倡導文化旅遊的公司活現香港（Walk in Hong Kong），透過舉辦小型的本土旅遊團，帶遊客走訪北角的老戲院、油麻地的舊歌舞廳等香港特色文化，不再走大型商場、海洋公園等傳統旅遊路線。
「香港人不需要太妄自菲薄。」Walk in HK創辦人陳智遠，曾經花了3年重新認識香港，歸納出香港文化的三大特色，中西融合、新舊並存，加上香港當時避開了文化大革命，留下了很多華南文化的宗教、民俗傳統，這些都是香港「好玩」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系大四生Rebecca認為，現在香港的生活水準，已經比前幾代拼命打拼的時候要高出許多，「我們不僅僅要賺錢，更要負責任」，10年、甚至20年過後，還能夠和子女介紹這些香港珍貴的資產。
Rebecca馬上就要從大學畢業，對於畢業後的生活，她期待「做好自己、多看些世界，找一份自己真正喜歡的工作」，但當面對港島15坪住宅平均2萬元港幣的天價租金（約台幣8萬元），就很難樂觀起來，Rebecca嘆「大學生工資偏低，畢業生平均薪水才港幣11000元，真的很無力。」
金融海嘯後，6年間港島私人住宅的平均租金增幅超過七成，若同樣以15坪私人住宅的租金計算，2015年的每月房租逼近2萬元港幣（約台幣8萬元），超過同期香港25到34歲的月薪中位數16800元港幣。換句話說，全香港有過半年輕人，即使不吃不喝拿出全部月薪，也無法在港島租一間稍微像樣的房子。
租金都付不出來，更何況買房「上樓」。根據港府統計，香港私人住宅房價在2015年達歷史新高，若以港島15坪的私人住宅為例，平均售價是港幣859萬元（約台幣3436萬元），2003年，相同條件的住宅僅需港幣202萬元，短短14年房價翻了三倍多。誇張的房價漲幅，讓香港成為世界上最難買房的城市，中產階級也得全家人18年不吃不喝才能「上樓」，找一處棲身之所，成了香港年輕人最沈重的負擔。
瑞士銀行前董事總經理、前開發工銀總經理曹為實指出，回歸20年來香港人口增加了14%，需求高讓房價跌不下來；此外，大陸有錢人去香港置產、投資也是高房價的重要因素。
呂大樂進一步分析，大陸資金赴港炒房衍伸的問題，是回歸前香港人沒預想過的，「市場經濟下，房價高、獲利空間少，自然不會再買地買樓」，但對中國企業來說，「資金能去香港」是最重要的考慮，賺不賺錢反倒是其次。
高房價只是諸多社會問題之一，和許多先進國家一樣，香港正面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瓶頸，包括貧富差距加大、人口老化、年輕人低薪與社會階級流動減緩。
本就有許多問題待解決的香港，「還多了跟內地狀況的因素」，呂大樂點出香港社會問題的特殊性。香港資源本就缺乏，回歸後大批的中國移民、遊客，成為部分焦慮港人的宣洩出口，雙非嬰兒、搶奶事件，甚至公共屋邨、醫療資源的不足，矛頭全指向了大陸。
「香港資源一直都很緊繃，在這情況下，當有人再湧入，很容易會有被蠶食感。」長期關注香港底層社會，自己也是公屋住戶的紀實攝影師Dustin能理解港人的情緒，但他認為既然大陸移民合法來到香港，那該給的資源就要給，問題在於特區政府沒有主導權可以決定移民數量、審查來港移民。
很多鄰居都是港中婚姻移民的Dustin說，移民婦女通常只能打些零工，但香港的高物價讓生活壓力極大，很容易衍伸家庭、夫妻間的問題。2004年4月新界天水圍的一處公屋，港籍丈夫殺了陸籍太太與兩名小孩後自殺的滅門案，不僅被導演許鞍華改編成電影《天水圍的霧與夜》，更讓港府注意到跨境婚姻下的家暴與婚姻問題，「外表光鮮亮麗的公屋，裡頭住的都是最需要幫助的人」，Dustin說。
「港珠澳大橋、機場第三跑道、廣深港高鐵，這是三個大白象工程（英文white elephant，意指大而昂貴卻無用的東西）」。Dustin一句話清楚傳達小市民對港府基礎建設的感受，在他眼中不如把這些錢拿來解決嚴重的居住、社福、醫療資源。他認為香港近年的建設都是「對外」，「港珠澳大橋，是香港開過去的多、還是大陸開過來的多？」答案可想而知。
立法會議員朱凱迪也認為，香港的社會福利、勞工權益，老人退休保障等問題特首也解決不了，「因為他的基礎不在一般民眾，而是看四大開發商和中資力量。」
「香港的所有問題都綁在一起，不解決民主化問題，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就有疑義，就無能量推動改革。但碰政治問題，北京就會有許多限制。」呂大樂認為，北京跟港府無法理解香港市民的需求，長久以來只會拿「經濟利益」來安撫香港市民，「總說中國很多機會，但香港年輕人根本看不到！」
九七那年，Dustin買了人生第一份保險。
當時還是記者的Dustin，看到《經濟學人》的政治漫畫，「抗議的民眾跟警察在新華社門口打了起來，我從沒想過香港會變成這樣，所以決定買了人生第一份保險。」說完，Dustin自己也笑了。他雖然沒用上保險就先離開新聞工作，但時隔17年後、2014年的雨傘革命，確實是許多香港人當年回歸中國時沒想過的。
歷時79天的佔領運動，所有訴求都遭拒絕，最終失敗收場，但對於港中關係有著長遠的影響。雨傘革命激起港人對政治的關心，讓向來「政治冷感」的香港人出門投票，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率58.3%創下新高，也產生多位年輕議員。
年輕人為香港前途挺身而出，短短的79天雨傘革命強化了香港市民身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總監鍾庭耀分析，回歸初期，「廣義中國人」認同比例逐漸上升，2003年追上了「廣義香港人」，這趨勢一直延續到2008年北京奧運時來到高點。但此後北京介入香港的方式愈來愈明顯，使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認同開始下降，12年的反國教、14年的雨傘革命，都強化了「廣義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若從更長遠的時空脈絡來分析逐漸上升的香港人意識，香港史本土作家徐承恩指出，「戰後在香港出生的這一代人，成長過程『香港是我家』的概念逐漸萌芽，開始思考香港社會的前途。」1970年代震驚全港的「反貪汙、捉葛柏」抗爭，促成廉政公署的成立，翻轉民怕官的傳統觀念，實踐了「官要為民服務」，徹底改變香港官僚體系。此後香港每一次社會運動，都逐漸讓香港人意識形成。
面對香港市民的中國認同下降，特區政府、北京當局積極推動愛國愛港的概念來因應，但呂大樂認為，從歷史來看，中央應該給香港更大的認同空間，「小時候，每年10月香港有兩個國慶，星島日報還用民國紀年，當時對我來說，這兩個都是中國。」
除了身分認同的空間被壓縮，自治與自由上的緊縮更讓港人覺得無力。立法會議員楊岳橋表示，今年3月的特首選舉明顯看出北京的動作，選前2個月前才宣布參選的林鄭月娥，沒有團隊、沒有政黨，也沒有任何選舉經驗，卻能高票贏得選舉，「是她後面有一個強大的機器幫助她，這個機器就是中聯辦。」
泛民派領袖、公民黨主席梁家傑也說，從2014年國務院公布的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開始，北京當局明顯偏離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才導致一連串公民社會反彈。
前立法會主席、建制派大老曾鈺成指出，「大家的疑問在於，一國兩制是否真能保證我們想得到的東西，包括分立、自由，並發展政治制度，達到基本法規定普選的最終目標。」他強調，一國兩制、基本法都是1980年代提出的，這30年香港、中國及全世界都有翻天覆地的改變，現在是重新檢討的好時機。
除了政治上自治空間的緊縮，香港人重視的「自由」價值也逐漸被侵蝕。今年4月公布的新聞自由排名，排名73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差的名次（台灣45名），無國界記者組織並以「一國兩制結束的開端」為題，指出北京當局對香港新聞編採的影響，以及透過商業併購持續滲透香港媒體產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認為，香港主流媒體已被收編，香港大部分媒體都是上市公司控制，老闆九成都跟中國大陸有生意關係，敏感的中國新聞不採訪了，六四新聞大幅減少，媒體不用北京施壓，便會自我審查，呈現出來的版面都無法反映事情的重要性。
政治前途的晦暗不明，加上找不到人生方向的年輕人，讓傘後世代跟前幾代香港人有了很不一樣的面貌。前幾代香港給人務實的印象，不會提出做不到或無法改變的事情，但年輕一輩香港人「卻開始努力去做這些做也做不好的事情」。長期觀察香港世代差異的呂大樂有點心疼的說，「年輕一輩人更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也因此活得更辛苦。」
前幾代香港人目標是提高生活水平；而社會的公益、公正、公平則是我這一輩人追求的精神。香港90後、Snappy開發者 Himphen
「高房價、所得不均、社會不穩定，香港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靠個人拚搏就能解決。」Himphen解釋著香港年輕人焦慮的反應，「年輕人最大的挑戰與痛苦，應該是無法融入社會主流，政府不聆聽我們的聲音。」Rebecca也說，「我們說什麼、做什麼，政府好像都不在意。」
呂大樂認為，年輕人確實形成「北京最好別管我」的意見，這是北京無可迴避的問題，同時必須清楚「民族大義」、「經濟掛帥」這兩套手法已經無效。政協委員、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主席李大壯也呼籲北京與港府，必須謙卑的瞭解香港文化，瞭解年輕人在想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香港基本法）中明定，香港享有行政管理、立法等高度自治權，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回歸後50年不變，但如今回歸僅20年，對香港人而言，「不變」這紙承諾早已破滅。
距離50年不變「期限」還有30年，香港要如何走出現在衝突、矛盾的處境，發展新局，是留待所有香港人思考的難題。
香港要去思考，香港要成為什麼樣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與周邊的差異？社會學家 呂大樂
呂大樂直言，回歸時拿1980年代去規畫2047年，「中間當然有ㄧ個很大的gap（間隙 ）」，當初大陸與香港之間談的一國兩制，是要解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但香港沒有想到，大陸發展得非常快，這20年來市場經濟已經非常活躍，甚至可以影響香港，「陸客拖著行李闖進上班通勤的地鐵、內地財團到港買地，都是市場的過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不可能不對外開放。
除了大陸市場經濟發展的速度香港始料未及，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需要、重視的也完全不同。呂大樂指出，上一代擔心財產被中國共產黨拿走，彼此互不侵犯、防止中央來香港「拿東西」，基本上就能滿意，但「保證經濟利益」對年輕人無意義，「對你有好處、經濟能更好」這套對一般民眾無感。
但是，呂大樂也說，大陸透過市場影響香港的背後，並不完全是市場邏輯，港人需要去思考，如何面對這樣的「鄰居」。
「從大局來看，香港可以甩開大陸嗎？符合香港利益嗎？」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直言，大陸經過20年發展，已經從低水準、低收入到富裕，商業需求變大，各行各業都跑到大陸做生意、炒大陸股票，香港人的優越感隨大陸「富起來」快速消失，「以前叫大陸人『阿燦』，現在叫自己『港燦』。」
要走向未來，必須先認清香港現在身處的位置。根據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發布的「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上海經濟成長的速度近年已超越香港，深圳則緊追在後，香港金融龍頭的地位備受威脅。不過，不少人仍對香港抱持樂觀，「我相信香港仍有不能抹煞的角色」，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深律師梁家傑說。
梁家傑指出，香港的優勢，在於匯聚了100多年的中西融合，「是極度開放、非常自由的地方」，在這方面，上海沒有條件能超越香港。前香奈兒傳媒總經理，現職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吳世家也認為，香港在制度上有非常好的「基礎建設」，所有事情都有明確規則、SOP可循，這也是香港能跟國際接軌的關鍵，「任何人只要弄清規則，就能在香港做事，沒有人能有特權」。
在香港外商銀行工作的Sam（化名）也認為，上海人口多、整體GDP（國內生產總值）上升是必然，但若看人均GDP，上海與香港間仍有落差。香港國際化的金融措施、法治等，還是香港的優勢。
但Sam也說，現在大陸企業的「紅潮」，在香港股市已經占了超過一半，香港也需考慮這樣的局面，產業不能再過度依賴金融，發展眼光應更長遠。
經濟前景看似還有樂觀的空間，但對於多數香港市民而言，對未來卻充滿無奈、甚至無力的情緒，「不知道未來會如何」、「維持現狀就很好了」，是很多香港人面對2047年的直覺反應。今年3月底的特首選舉，不具民意支持基礎的林鄭月娥當選，對香港人而言，無疑又是一大衝擊。
梁家傑說，北京對香港愈來愈不放心，是2003年的50萬人七一上街遊行、2012年反愛國教育運動，以及2014年雨傘革命三大事件造成，每次事件都給中央政府「再不管香港要失控了」的訊息，屢屢侵犯香港法治，如銅鑼灣書店事件、肖建華事件等，破壞市民對法治的信心。
「香港人未來可能有三種反應，一是移民，二是不問世事當順民，三是搞港獨。」但這三種反應，對香港的未來而言都不見得是好事。泛民派議員朱凱迪認為，要緩解港中緊張關係，大陸對香港要放鬆。不要過度介入香港事務。
鍾庭耀指出，未來5年是香港發展的關鍵，香港在新特首上任後，需要重新考慮一國兩制的意義、以及過去20年有什麼經驗可以學習，重新總結後邁出新的腳步，「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與法治，希望能愈來愈好」。
保有自由的靈魂，需要有一些關鍵的少數人。香港本土史作家 徐承恩
「需要ㄧ些關鍵少數人，堅守香港的身分、願意守護香港本土的文化與價值」。徐承恩認為，這些關鍵少數就像火種，在關鍵時刻站出來、提出堅強的論述，能感動香港、甚至感動中國來的移民，「這是可以守護香港未來的」，雨傘革命不會是最後一次的社會運動，大部分社會轉變就是這樣產生。
《聯合報》與《聯合晚報》將於6月24日起，刊出更多香港回歸廿系列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