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疫疾、世界史》最「淒美」的疾病———肺結核

文／羅納．D．葛斯特(Ronald D. Gerste)

肺結核

　　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持續咳嗽且帶痰，全身無力的情況越加嚴重，甚至影響到日常健身和運動。他在嚴密的監控下被人從監獄轉移到泰格伯格（Tygerberg）醫院—南非最著名的大學斯泰倫博斯（Stellenbosch）大學的教學醫院。由於這位生病的囚犯身分特殊，所以整層病房都被清空。這位民權義士在被施行麻醉下從肺部吸出了大量褐色液體，根據微生物學診斷結果，曼德拉明顯患有肺結核病。

　　然而，當年曼德拉染上這個肺部疾病，不僅對他來說是個天賜恩典，對南非也是。一九八八年，曼德拉和他的地下黨與總統P．W．波塔（P. W. Botha）領導的南非政府進行了首次談判，並取得了重大進展，最後終結了種族隔離政權。曼德拉不再被囚禁在結核病肆虐的羅本島（Robben Island）監獄，在泰格伯格醫院接受首次治療後，即被轉移到豪華的康絲坦堡（Constantiaberg）醫院，成為該院有史以來首位黑人病患。專門針對結核病病原體的抗生素治療在曼德拉身上有效發揮且沒有不良反應。他於一九九○年獲釋後，即和波塔的繼任者戴克拉克（Frederick Willem de Klerk）進行談判，商討重組國家，徹底摒棄種族主義。這兩位政治家於一九九三年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曼德拉的情形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一九九○年代末期，病原體結核分枝桿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演變出具有抗藥性的菌株（尤其發生在囚犯身上），本以為已得到有效控制的疫疾再次對人類形成威脅。

　　結核病不僅從有歷史記載即伴隨人類，而且早在數萬年前的非洲，就已影響了當時的人科（Hominiden），也就是人類的祖先。我們可以在許多古老文明中找到此病的蹤跡，希波克拉底認為，此病主要發生在十八至三十五歲之間相對年輕的族群身上。十九世紀時，這個也被稱為「肺癆」（phthisis）的疾病不僅引起醫生的注意（也對此感到著迷），還有許多文學家和藝術家也對此病感興趣。結核病最典型的症狀表現是咳嗽以及帶血的痰液。然而，這個典型成圓狀的感染源，結節（Tuberkel）也會影響其他器官，包括消化道、骨骼（骨頭破裂以及導致畸形，就像從埃及和哥倫比亞挖出的秘魯木乃伊那樣），甚至是眼睛也可能受影響。

　　中世紀時期關於結核病的相關記載相對較少，一部分原因是由於上半時期的醫學文獻水準較低；另則與當時都會化程度較低有關，和瘟疫的情況類似。在那時代為數不多的知名結核病患者之一，是死於一二二六年的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中世紀時還曾興起一種「治療方法」，除了救贖痲瘋病人和其他重病患者之外，還包括了肺癆病患者。西元四九六年，首次出現法蘭克國王克洛維斯（Clovis）「王者之撫」的相關描述：這個英語稱為「royal touch」的儀式，是基於以下的想法—當抹上上帝賜予的香膏的國王或王后，只需短暫觸摸病患，即可改善甚至治癒他們。從中世紀開始，數千人聚集在統治者行宮前的大規模活動持續進行，直到近代早期。病患隨著遊行隊伍魚貫走過了抹上香膏的統治者，並被他短暫輕撫。皇室當然會宣傳少數的「成功案例」來宣揚國家有這樣的國王或王后來統治是種福氣，然而史官卻隻字不提那些遭受結核病或其他疾病折磨的老百姓。

　　根據當時統計，英格蘭的查爾斯二世（於一六六○年至一六八五年間統治英格蘭，當時正處內戰結束後休養生息期間）在統治期間撫摸過九萬兩千一百零二名患者。而當日撫摸人數最高的紀錄保持者，當屬法國的路易十六，據說他在西元一七七五年六月十四日那天共撫摸了兩千四百名患者。當中可能有些人於十八年後，在巴黎的人群中一邊歡呼一邊看著國王爬上斷頭台。

　　與梅毒、瘟疫還有特別是霍亂的恐怖症狀相比，肺結核在維多利亞時代被視為一種帶些美感的疾病，且這想法不僅僅存在於英國。許多罹患肺結核病者都十分年輕，他們的臉色會隨著病情加劇益顯蒼白（正好符合當時對美的理想定義），同時又隨著生命尾聲的到來，展現高度創造力。對英國人而言，有一個偉大的作家家族即是如此。帕特里克．勃朗特（Patrick Brontë）是一位鄉下的牧師，他所有孩子，包含女兒安妮（著有《荒野莊園的房客》、《阿格尼斯．格雷》）、艾蜜麗（著有《咆哮山莊》）和夏綠蒂（著有《簡．愛》）都被確認罹患結核病。她們本身不是因結核病過世，就是傳染給下一個人，就像傳給她們的弟弟布蘭威爾（外加酗酒和吸食鴉片）一樣，這些才華橫溢的姐弟們都未能活過四十歲。浪漫主義作家約翰．濟慈（John Keats）則過逝得更早，以二十五歲英年就因結核病入土下葬。次年，他兒時的朋友作家雪萊（Percy Shelley）也去世了，享年二十九歲，儘管死因非結核病。他是在一次出海航行時失足淹死的，一種使人聯想到自殺的意外。

　　無人能比西蒙內塔（Simonetta Vespucci）更能體現那種年輕結核病人的理想美，一種極富爭議的美。她的名字可能不是廣為人知，然而她的臉蛋卻是家喻戶曉。這位年輕女子生於一四五三年的一個貴族家庭，被當時的人認為是佛羅倫斯的「美女」，她曾多次擔任畫家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模特兒，其中最有名的即是關於維納斯的畫作。她留著紅金色的秀髮，皮膚白皙，雙頰紅潤。直到一四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歲香消玉殞的她，都還一直保持著美麗的容顏。四百多年後有另一位藝術家也將一位結核病患者的脆弱之美化為永恆。她也很漂亮，不過還是個孩子，就如畫作的標題《病童》（Det Syke Barn）一樣。愛德華．孟克畫中描繪他十五歲的妹妹約翰娜．索菲（Johanne Sophie）臨終前的剎那。人們可以看見女孩的痛苦：她直坐在床上，努力將空氣吸入已被結節挖空並充滿液體的肺裡。一位可能是他們母親的年長女人，垂頭喪氣地坐在一旁，滿是悲傷。就孟克的表達方式來說，因結核病而死對於患者以及親屬而言，既沒有「靈氣」，也毫無「美感」可言。

　　同時，在病患變得消瘦和成「癆」之前的早期階段即確診是結核病，在當時對醫生來說還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康拉德．威廉．倫琴（Conrad Wilhelm Röntgen）直到一八九五年才發現X光。人們不斷完善X光線以及現代的成像過程，使得二十世紀時除了採用結核菌素皮膚試驗以外，還有了獲得可靠診斷結果的可能，並且隨著有效藥物的出現，得以儘早下藥治療。由於人們努力想聽出（因為看不到）肺部是否有病變，所以聽診器在兩百多年前問世，並成為醫學的象徵。

　　那是一位名叫雷奈克（René-Théophile-Hyacinthe Laennec）的年輕醫生，早在求學時代就已看到診斷結核病的重要性。當時他在巴黎師從畢夏特（Xavier Bichat），為公認的組織學（Histologie）創始人。雷奈克就讀第二年時，他也因肺結核去世，得年三十歲。另外一位重視診斷的醫生是科維薩特（Jean-Nicolas Corvisart），他不僅提倡聽心臟（將耳朵直接放在病人的胸廓心臟部位），而且還倡導由奧地利醫生奧恩布魯格（Johann Leopold Auenbrugger）首先提出的敲擊肺部方法。有經驗的醫生可以藉共振回應，判斷肺部是否充滿液體以及在哪個部位（肺葉）。但是雷奈克找出一個更好的方法，不過也許只是一個傳說。他曾在羅浮宮附近看見幾個男孩在玩樹枝，其中一個男孩把樹枝放在耳朵上，另一個男孩用指甲劃了另一端，而雷奈克從孩子的反應發現，通過木柴傳遞比站在男孩旁，更能聽見刮擦聲，顯然木材比空氣更能傳導聲音。不久之後，大約是一八一六年的秋天，雷奈克將此經驗應用於醫學實務上。當時他有位年輕女病人，不僅過重還罹患心臟病，雷奈克發現自己不適合將耳朵貼在女人胸口，而且也懷疑以她的身材來說他是否能聽見任何聲音：「她巨大的乳房是這種方法的實體障礙。」於是雷奈克想了個方法：「我將一張紙緊緊捲成圓柱體，一端放在她心臟的區域，另一端貼在耳朵上。當發現那與直接將耳朵貼在胸口相比，更能聽到清晰的心跳時，我又驚又喜。我那時想，這種方式將使我們不僅可以判斷心跳的類型，還可以判斷由胸腔器官運動引發的任何特定噪音。」雷奈克立刻開始嘗試各式材料，最終決定使用長約二十五公分，直徑三公分的木管，可以拆解並隨身攜帶，而聽筒的部分則由金屬製成。一八一八年雷奈克在巴黎的科學院會議上展示了他稱之為聽診器（Stethoskop）的器具。次年，他發表了上下兩卷的《論間接聽力診治法及主要運用這種新手段探索心肺疾病》（Traité de l’auscultation médiate et des maladies des poumons et du coeur）。他主要將新儀器使用在聽診肺結核患者的肺部，並區分結核洞、肺炎和肺氣腫等其他肺部疾病。

　　維吉尼亞．伊麗莎．克萊姆（Virginia Eliza Clemm）是當時一位肺結核病人，她的丈夫用不朽的話語來表達自己對她早逝的感傷，最後成了英語文學的偉大著作。她嫁給自己堂兄時年僅十三歲（結婚證書說她二十一歲），新郎是當時二十七歲的作家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兩人的婚姻關係充滿溫情與愛意，不過他們彼此是否一開始即有性關係值得懷疑。這位抑鬱寡歡的詩人窮極一生都受經濟問題困擾，而且患有肺結核。他在維吉尼亞以及母親瑪麗亞身上找到依靠，她們也都呵護、照顧他。這位蒼白纖弱的年輕女子帶有天使般的氣息，當她於一八四二年一月的一個晚上（當時她十九歲）彈著鋼琴時，突然有血從嘴角流出，愛倫．坡當場震驚不已，接下來的兩個星期她的情況時好時壞，在生死間徘徊不定，愛倫．坡為此完全崩潰。根據他的傳記，他與維吉尼亞的婚姻賦予了自己心靈空前的穩定感，使自己遠離酒瓶，得以全心創作發揮。每當人們談到她可能會死時，一對曾到訪的夫婦表示：「那會讓他『完全』失去理性。」愛倫．坡與妻子兩人又相守了五年，直到維吉尼亞於一八四七年一月三十日去世。維吉尼亞．坡唯一被確認的畫像是一幅她躺在病床上的肖像。在愛倫．坡的作品中，思念死去伴侶而消瘦的主題反覆出現，如在《安娜貝爾．李》（Annabel Lee）和《萊諾爾》（Lenore）皆看得到。後者甚至寫道：「沒有什麼比她如此年輕的死更高貴了。」愛倫．坡最著名的作品《烏鴉》（The Raven）寫於妻子維吉尼亞去世前兩年，靈感可能來自她的病情以及即將死別的前景。這首詩講述了一隻烏鴉的夜行經歷，牠以「逝者已矣！」（Nevermore）殘酷地回應了敘述者對故人的想念。愛倫．坡最後只比維吉尼亞多倖存了兩年多。

　　也許湯馬斯．曼於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小說《魔山》是與結核病相關描述中最著名的文學作品。故事背景發生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間位於瑞士的療養院，當時民間盛行療養，相關產業尤其是在瑞士蓬勃發展，其基本想法就是讓潔淨的山區空氣緩解疾病。湯馬斯．曼在一九一二年藉停留在達沃斯（Davos）的期間體驗了療養院的運作，正如一百年後的一篇新聞報導描述：「達沃斯當地居民有一萬一千名，但是床位有兩萬張。如果不是二十世紀初造成歐洲每七例死亡即有一例死因是肺結核病的話，這座歐洲最高的城市就不會擴張成這麼大的市鎮。達沃斯當時被認為是唯一可以治癒這種疾病的地方。一位俄羅斯病人曾在信中寫道：『達沃斯是希望的搖籃，是死亡和重生的山谷。』湯馬斯．曼的妻子凱洽．曼（Katia Mann）因為被診斷出患有急性肺尖炎（Lungenspitzkatarrh）所以來到達沃斯，那在當時被認為是初期結核病。」

　　羅伯特．科赫於一八八二年從顯微鏡下辨識出結核病病原體。他在同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柏林的一次醫學研討會上，公開宣布了十九世紀後期細菌學黃金時代最偉大的發現，所以人們將每年的世界結核日定在這一天，目的是使人們記得結核病。直到今日它在許多地方仍然是一種流行病，也是對社會的一項挑戰。專家估計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類感染此種病原體，然而幸運的是那不等同於開放性的感染，受感染者不會生病也不會傳染。愛滋病的出現使這個疾病的病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提高。由於病原體已經對鏈黴素（Streptomycin）等曾經過驗證的藥物產生抗藥性，因此治療變得更加困難。它從來都不是個美麗的疾病，而是一直都很殘酷。「我想死於肺癆，因為那些女士們就會說：看看可憐的拜倫，他死的模樣好有趣。」這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Lord Byron）的話，那是一種十九世紀對這疾病的一種非理性的美化，同時混入了他個人的生動想像。

●本文摘選自創意市集／城邦文化　出版之《君王、疫疾、世界史：看疾病與大規模傳染病如何扭轉歷史，改變人類命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