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威寧／《彼岸》以母親為圓心，再度直面傷痛的家族書寫

文／田威寧

〈眼淚〉

在夏威夷的最後一週，姊姊已帶著兒子回臺灣。我明確表示哪兒都不想去、什麼都不想吃，體重過重兼體力透支，現在只想好好休息。母親顯然也因沒能和姊姊好好相處到而遺憾，加倍地彌補在我身上，每天我剛睡醒，小阿姨家的門鈴聲便會響起。

一天早晨，院子傳來母親的呼喚，我立即關了水，以毛巾包著濕淋淋的頭髮，三步併兩步地到玄關開門。「我按門鈴按好久，都沒人幫我開門。」「對不起我沒有聽到，可能水聲太大了。阿姨和姨丈去買菜了，我洗頭洗到一半，請等我一下。」

披著半濕的髮趿著人字拖鞋跟母親去她家，像去一個去熟了的地方。母親的家依舊略顯凌亂，但我還滿喜歡那種日常生活的況味。屋裡多數的家具與裝潢都是五十年前由她的公公與婆婆所購置，無論是排油煙機或是瓦斯爐或壁櫥等等，都像我在美國老電視影集裡看到的那樣。那個家的鐘擺停在七〇年代。「這裡有以前的相本嗎？」「以前拍一大堆，很久沒拿出來了，重得要命！問這幹嘛？」「我想看……」母親看來興致不高，但仍進了房間，幾分鐘後，抱著一大疊相本放在我面前。相本裡有我所期待的滿滿的舊時光，母親三十多歲開始的照片幾乎都在裡頭了。雖然她在照片裡抱著的不是我，但—原來母親在「當母親」時，是這個樣子的。以往母親在電話中講到她的先生或女兒時，我總分心或祈禱電話斷線，但這次我竟饒富興味地看著一張又一張的照片，聽母親一段一段地補充脈絡，那時我不禁想起初次到北京時在王府井大街體驗的「拉洋片」也是這樣，在我看著一張又一張的畫面時，耳邊有個旁白帶我進入情境。只是，母親的聲音是低沉的煙嗓，任何內容只要由她說出，都彷彿透著三分蒼涼，而母親講話總一貫地認真，微微蹙眉，便又淡化了可供遐想的部分，遠兜近轉地又回到結結實實的生活。出自母親口中的，都是尚未加工過的素材，分明是劇情片母親卻總是講成紀錄片。

母親的先生是小她七歲，在夏威夷生長的美日混血兒，對每天在家門口等公車的華人女子一見鍾情而展開熱烈追求。再婚那年母親三十七歲，隔年妹妹出生。母親的婆婆是日本人，嫁給美國官員後過著優渥的生活，守寡後一味寵愛獨生子。母親的先生從年輕就開始酗酒—住在豪宅，無需漂亮學歷，無需特殊本領，帥著一張臉鎮日伴著醇酒與婦人，醒了就喝酒，醉了就摔東西，摔累了也就睡了。日子也就這麼一天天過了。官爸爸過世了，少爺還是一顆孩子的心；婚後沒多久，日本老母失智，憑著老母銀行裡豐厚的現金，少爺把失智的老母送到全天候有醫生與護士照顧的安養院。當現金用罄正準備抵押房子時，病人走了—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此時的少爺除自住的豪宅外已身無分文。從未自己賺過一毛錢的少爺開始在學校擔任設備維修工，薪水很低，母親必須回到職場才能支應生活的開銷。母親是苦過來的女人，如今回頭從事勞力工作毫無掙扎—就當是作了一場少奶奶夢，夢醒了，就該起床了。妹妹幼年的生日派對都是在自家庭院裡，請餐廳外燴以及娛樂公司架設遊樂器材，有專業表演人員與主持人。如今上了大學的妹妹依舊跟父母住在她出生的家，穿二手衣，被要求每天帶便當上學，開的是父親常拋錨的二十歲老爺車，不時得下車打開引擎蓋散熱。這個家若有一個最不能接受馬車變回南瓜的人，我想也許是妹妹。

初回職場的母親在妹妹就讀的小學擔任約聘工友，在餐廳負責備料與開罐頭隨時補充自助餐的食物，也要負責清潔餐具與場地。一段時間後，妹妹的同學說：「你媽又倒教室的垃圾桶又開罐頭，我們不要吃她的手碰過的東西！」成績好、琴彈得好、每天穿著漂亮衣服的小公主，拜託母親換到別的學校去。母親問妹妹：「我在這裡，讓你很尷尬嗎？」母親當年很適應那裡的環境，工作內容單純而薪水過得去，還可不時看到小寶貝，實在不想離開；但她若留在那，小寶貝會天天哭著說沒臉上學。在母親嚴格的督促與要求下，妹妹從小到大成績和才藝都很優異，家裡有許多模範生與樂隊的獎盃，有一年妹妹沒被選為模範生，還沒來得及奔出教室眼淚就掉了。

母親絮絮叨叨地說著，彷彿那些都是昨天的事，而我的眼前則浮現一幕幕童年時哭泣的畫面，我小時候個性要強，很少哭，因此至今還記得那些落淚的情境。但妹妹童年的眼淚，離我好遠，好遠。我突然想起早上因母親急促的門鈴聲而匆匆結束盥洗，直接走到客廳坐在地毯上吹頭髮，吹風機的熱氣與轟轟聲罩了整頭整臉，母親凝視我幾秒，說：「我幫你吹吧。」我立刻關掉吹風機，回：「不用了，謝謝，我自己來。」當時母親的失落全寫在臉上。當我意識到我的拒絕意味著什麼時，我突然好想哭。

那一瞬間我突然想起在我小學高年級時，有一次父親難得在家吃晚餐，父親當時的同居人為他準備了豐盛的菜餚。父親笑咪咪地問我：「要不要再添一碗飯？」「不用了，謝謝，我自己來就可以了。」父親又笑咪咪地說：「給我你的碗，幫你盛碗湯。」「不用了，謝謝，我自己來就可以了。」父親突然放下碗筷，正正地看著我，鄭重地說：「不必這麼客氣，我是你爸爸。」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