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愉快的衝突到最早合約出現：嚴復的版權捍衛之路

「什麼是書？誰有權複製？誰又真的擁有？」即便電子書、有聲書、各種影音平臺日趨受讀者青睞的現代，這些疑問仍存於大眾心中！

王飛仙教授大量挖掘檔案史料，揭露版權觀念如何吸收中國的思想與習慣，在帝國晚期過渡為現代國家之際，以開創的精神不斷試探，並提到中共建國後，版權觀念究竟又有如何不同。本書從1890～1950年各界對版權的理解與實踐面向切入，探索文化產業、知識體系與法律規章在中國的大轉變。（編按）

文／王飛仙

Chapter 3「著書者永遠之利益」

與出版商共享所有權

嚴復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完成了《社會通詮》， 這是他對愛德華． 甄克思（Edward Jenks）《政治史》（A History of Politics）的翻譯。這也是他緊逼南洋公學和文明書局付給他「正確」版稅款項的一個月。他從和出版商不愉快地衝突中記取了教訓，如今或許更清楚版權落實上會遭遇的困難。嚴復最終將《社會通詮》的版權賣給商務印書館，雙方就付款和所有權規定擬訂了詳細指示及流程，這點完全不讓人意外。嚴復和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三年十二月簽訂《社會通詮》的出版合約，這是研究者目前找到在中國最早的詳細版權合約。合約中謹慎地界定了作者和出版商雙方的權利義務、版權的性質，以及作者印章／印花的使用方式：

一、此書出版發售，每部收淨利墨洋五角。其市中價隨時高下，紙、裝不同，批發折扣悉由印主之事，與稿主無涉。

二、此書另頁須黏稿主印花。如無印花，察係印主私印者，罰洋兩千五百元，此約作廢， 聽憑稿主收回版權。

三、此書版權係稿、印兩主公共產業。若此約作廢，版權係稿主所有。

四、印行此書，如經稿主察出有欺蒙情節或稿主應得之利過時不繳，此約作廢。

五、每批擬印刷若干，須先通知稿主，以便備送印花。

六、譯利照出售之書，按帳於每月底清算，由稿主派人收入。

七、此約未廢之先，稿主不得將此書另許他人印刷。

八、如書情、格式、紙墨、校勘未精，稿主得以隨時商另改良。

合約規定《社會通詮》的版權由稿主／作者（嚴復）和印主／出版商（商務印書館）共有， 所依循的原則是作者是書稿創作者，出版商是印刷流通的主要負責人。實際印製的書籍既是作者腦力勞動的成果，也是出版商資本投資的產物。作者和出版商之間的羈絆在作者授權出版商印刷其著作時形成，因此作者雖然創作了文字著述，但除蓋版權章／印花以外，不能干涉書籍生產流通的細節；書籍的定價也由出版商決定。換言之，印製出來的書冊是出版商生產的商品，屬於出版商所有。和《原富》的狀況不同，在這份合約中，嚴復要求的版稅並非售價的百分之二十，而是每售出一冊收取固定金額的版稅（○．五○銀元）。如此一來，無論商務印書館的《社會通詮》售價高低、是否打折和廉價翻印本競爭，嚴復都可踏實安穩地收取定額版稅。事實上，每冊○．五銀元的版稅超過《社會通詮》售價（一．二銀元）的百分之四十，較嚴復一年前《原富》出版時向南洋公學要求的比例，還多了一倍。

鑑於自己不會也不可能親自前往商務印書館的上海印刷作坊監控印刷流程與印數，嚴復繼續使用低成本的簡單手段，利用作者印信或印花來計算印製冊數和應收的版稅金額。在和嚴復的爭執中， 廉泉曾宣稱偽造嚴復的印章根本輕而易舉，這句氣話或許激怒了嚴復。嚴復在一九○四年春蓋在《社會通詮》上的版權章，因此設計得別出心裁，精巧繁複（ 圖三之一）。這個印章在他譯自孟德斯鳩（Montesquieu）《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 的《法意》，以及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其他書籍， 如《英文漢詁》，也可見到。這個版權印記由三環構成：外環是西方格言「Know thyself」（認識你自己）；中間一環是中文版權聲明：「侯官嚴氏版權所有」；正中是一個燕子的圖形，取「燕」與「嚴」的諧音，是嚴復的個人商標。值得注意的是，共享所有權的理念也體現在這枚印花上。商務印書館在嚴復印花的外圍蓋上自己的印章（圖三之一的最外圈），表示創作著作的作者以及將之轉化為有形印刷書冊的出版商，皆已認證這冊書籍是正版。

商務印書館果然成為嚴復的最佳合作夥伴。自一九○四年開始，商務印書館幾乎成為嚴復新作的獨家出版商，他們也逐步買下嚴復早年著作的版權。一九○四年二月底，嚴復辭去京師大學堂的職位，遷居上海，展開以著譯為生的知識分子新生活。在寫給學生熊季廉（生年不詳，卒於一九○六年）的信中，嚴復描述他新獲得的自由以及經濟生活的不穩定感。為開平煤礦和京師大學堂工作時，嚴復領取固定薪俸，但覺得自己受制於雇主。如今他的時間操之在己，商務印書館答應付給他的版稅也異常優渥，但現在「方仗毛錐」的他缺乏安全感。由於收入取決於書籍銷量，他的命運繫於書市之興衰。嚴復擔心著作的大量廉價翻印本可能會侵蝕他的版稅收入，敦促熊季廉找出潛在盜版者，要求他們不要侵犯嚴復的版權。正如廉泉對嚴復所言，商務印書館確實財力雄厚，即使面臨多家出版商翻印嚴復的書，或者遇到嚴復想要預支數額不斐的版稅，該館都能成為嚴復的後盾。舉例而言，嚴復在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的冬天前往倫敦，協助處理開平煤礦中英業主之間的訴訟，後來又到巴黎探望兒子，商務印書館為其負擔了三千兩的全額旅費。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版權誰有？翻印必究？：近代中國作者、書商與國家的版權角力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