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為何要學西方文學？從比較文學的墾拓，看第三世界文化冷戰下的主體意識

文／王智明

1972年6月，《中外文學》在臺大文學院創刊，為臺灣的英美文學研究正式掀開比較文學的一頁。在創刊號上，除了有意氣昂揚的發刊辭，揭櫫其理想在於開創文藝、承擔國運外，還設置了「文學論評」、「文學講座」、「文藝創作」、「文學傳記」、「西洋文學譯介」、「世界文學動態」、「書評」和「中外信箱」等欄目，以兼顧創作、論著與譯介三大使命。為首的三篇論評由臺靜農、顏元叔與李達三（John Deeney）執筆，分別討論女真族統治下的漢語文字、洛夫的詩，以及比較的思維習慣，具現了《中外文學》縱論中外、上下古今的壯志與宏圖；其中，李達三的文章不只代表了該刊兼容中外的精神，更明確揭示比較文學為該刊的旨趣，透過比較與關聯這兩個思考維度的建立，來逼近文學的本質與總體。誠如比較文學大家韋勒克（René Wellek）所言：「我們研究文學，而非僅僅研究英國或法國文學。此語足為比較文學之大纛」（引自李達三，1972: 86）。

不過，有傳教士背景的李達三並不是從西方本位的立場來講述比較文學；相反地，他強調：

為了扭轉過分偏向西方的趨勢，並使我們重新回到東方的經驗世界，我乃選擇中國文學作為基本的「比較體」（comparatum）與出發點。這不僅是由於中國文學的清新面目，更〔鑒〕於一個信念：我們可望自其他迄今仍然陌生的文學傳統中所學之處頗多。此外，富麗之中國傳統給比較文學研究所增添的特殊東方色彩，更能開拓西方人的眼界，使他們對文學產生一種更廣闊的概念。（1972: 87）

受過後殖民理論洗禮的讀者，大概都不難看出這段文字中的「東方主義」，但是恰恰是這個看似反動的起點適切地映襯出1970年代比較文學在臺灣墾拓的時空背景與歷史意義。在這篇可謂奠基之作的文章裡，李達三尤其從「不可譯」的角度去理解比較文學：這不僅僅是因為跨語際翻譯本就困難，更在於不同文化中的概念不可共量；與其質疑為什麼中國文學裡沒有「史詩傳統」或是指責西方文學找不到亞洲的宗教觀，李達三認為，「『對比』也許較『比較』更有益」（1972: 97），因為這可以讓我們看到自身文化的局限以及異文化的豐富性。在那個依然以西方為尚、白人從優的冷戰時代裡，中國文學的異己性與悠久歷史和內涵，正是針砭西方文明的利器；它不僅有利於跨越文學國境的交流，更有助於扭轉西方獨覇的態勢，建立一種「新的人文主義」，「將科學技術所產生的智識力量灌注到傳統的人文主義中去，進而同化它，整合它」，為世界創造和平，貢獻一份力量（1972: 103）。是故，李達三進一步主張，在比較文學中創建「中國學派」，其任務是：在本國文學裡找出特具「民族性」的東西，以充實世界文學；推展非西方國家「地區性」的文學運動；宣揚並擁護「第三世界」對文學所做的貢獻，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以及藉比較方法研究文學，消除許多人的無知及傲慢，使文學研究得以真正地國際化（1977: 74-76）。

從李達三的表述裡，我們不難看到，在比較文學之中盤旋不去的，是冷戰的幽靈，是第三世界想在西方霸權中肯認自身的渴望。比較文學，在這個意義上，不只是一種西方霸權的學術範式，而是一個得以關照第三世界自身的場域，一條尋找非西方主體的道路，儘管那個所謂的「第三世界」與「非西方」主體總已是西方凝視的折射，以西方為參照，自身亦無可避免地被涵攝於西方之內，成為其註腳或例外。[註1]但無論如何，比較文學承諾的「民族性」、「地區性」與「國際性」確實在1970年代打開了一種批判的可能方向，一方面學習西方，以改造自身，另一方面挖掘傳統，以比肩西方。更重要的是，「中國學派」的主張，除了象徵華人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外，更反映出冷戰框架中的政治無意識，期望中國和其他非西方的文學傳統打破西方宰制，從自身的文化與歷史出發，重新想像、表述、研究與創作文學。也因此，「中國學派」這面旗幟的提出，正好為重新理解冷戰提供了關鍵的線索，也讓我們看到作為西方現代文藝思維的比較文學，如何在戰後臺灣落地與轉譯。藉此，如何更豐富地理解文化冷戰的運作與影響，當是關鍵的起點。

因此，本章的重心首先在於梳理比較文學發展與冷戰的關聯，為理解比較文學在戰後臺灣的勃興提供歷史脈絡，並藉此提出如何從在地經驗思考冷戰歷史的發問。由於當前的冷戰敘述，尤其在西方，過度聚焦於美蘇兩強的意識形態對抗，而忽視了所謂「冷戰」，在美蘇之外，更是一種「熱戰」，並且緣於更為深層且持續的「內戰」的事實。因此，誠如本書展現的，文學史書寫與文學建制不僅是「學術的」，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的」敘事與空間。這是理解臺灣戰後比較文學發展的前提，也是重新思考文化冷戰在臺灣的關鍵所在。基於這個出發點，本章以侯健先生的著作為對象，進行分析，一方面解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藉著追索「新人文主義」的跨海流傳，將戰後臺灣外文研究的發展放回冷戰／內戰的雙重構造中來理解，以解釋內蘊於比較文學發展中的「政治無意識」。[註2]相較於前輩夏濟安，或是約莫同輩的顏元叔，侯健或許不是戰後臺灣最具影響力或最有生產力的外文學者，但他對西方古典主義與中國文學傳統的重視，卻有承先啟後的地位，在「中國學派」嘗試對接、挑戰西方之外，展現了一條反求諸己、撥亂反正的「去冷戰」思路，在當前兩岸分斷的紛擾中，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與重估。

備註：

1 法農（Frant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裡寫道：「我愛的人將強化我，因為那是對我的男子氣概預設的肯定，但需要贏得他人的敬重或愛將舉起一座打造價值的上層建築，主導我整個關於世界的視野」（1967: 41）。法農的意思是，他者的肯定固然強化了我們的自尊，但是以他者為參照也會讓我們受制於他者。因此，解決之道在於打破黑格爾主奴辯證法創造的「依賴情結」（dependency complex），面對現實，採取行動。

2 在《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裡，詹明信指出，所謂的「政治無意識」就是推動著敘事的「真正的歷史哲學」（1981: 18），讓我們得以看到敘事本身如何置身於特定的史觀之中， 同時又與歷史的進展本身保持一種「寓言的關係」（allegorical relationship）。在本章的脈絡中，「政治無意識」的想像提醒我們，不要只從歷史敘事本身去思考，而要將敘事放回歷史當中理解和分析，找到推動敘事或學科發展的歷史哲學動力。

●本文摘選自聯經出版《落地轉譯：臺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