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葬儀社》活著的我們，該如何做有關「死亡」的功課？

《詩人葬儀社》作者湯瑪斯．林區身兼殯葬業葬儀師及詩人角色，以介乎生者與死者橋梁的身分，用12篇散文道出對死亡的深刻思考，筆法冷凝又不失溫暖與幽默，告訴活著的我們，該如何做有關死亡的功課，並將生與死的討論昇華成藝術性的語言。（編按）

文／湯瑪斯．林區（Thomas Lynch）

《詩人葬儀社》選摘

第四章〈上帝的右手邊〉摘錄

父母用什麼方式教我們，我們就會用什麼方式教自己的孩子；我深切感覺到這一點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們家老大在二月出生，我六月在密爾福買了一間葬儀社—我成了新手父親，也是城裡的新手禮儀師，而在這個鎮上，不管出生和死亡都很引人注目。我也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接到電話、要我們前往處理死產和死胎的數目。二十年前，這個城鎮附近沒有大型醫院，也沒有醫學大樓，孕婦受到的產前照顧不足，每一年我們除了要處理上百件成人喪事，也會被叫去處理嬰兒的葬禮，也許有十來件上下。有一些生下來就是死嬰，也有一些生下來是活的，但很快就因身體出現某些異常而死；另外，每年會有一些嬰兒死於不明原因，以前稱為「搖籃死」，現在稱為「嬰兒猝死症」。

我會跟這些嬰兒的爸爸媽媽坐在一起，沒有人看得出這些孩子為什麼死了，他們就只是忘了要呼吸，像是還在努力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通常，擔任保護角色和金主的爸爸，這個時候都很無助；而媽媽身體裡似乎有某個地方疼痛難當，看起來非常脆弱。他們臉上的神情像在強烈傳達著—什麼都不重要了，都不重要了。我們會安排短暫的守靈和墳墓邊舉行的儀式，並訂製兩面可翻轉的藍色和粉紅色內襯放在小棺材裡；把「嬰兒棺架」上的灰塵撢乾淨，親友來訪時可讓棺材停在棺架上；然後，把所有配件服飾都照著嬰兒的尺寸縮小。

我們埋葬老年人時，埋葬的是已知的過去。有時在我們的想像中，這段過去比實際的情況更美好，但無論事實如何，過去都是我們從長輩身上繼承過來的一部分。回憶有著動人心弦的場景，也是我們最終的慰藉。

但埋葬嬰兒時，我們埋葬的是未來，是龐雜而未知的，是滿滿的期許和可能，是被我們心中光明希望所成就的結局。那種悲傷是無邊無際的，沒有限度，不知道何時何地會結束，而坐落在每片墓地角落或圍欄邊的小小嬰兒墳墓永遠不夠大，不夠容納親人的悲傷；有些哀痛是永遠的。死去的嬰兒給我們的不是回憶，而是夢想。

我還記得初為人父和禮儀師那幾年，不管是製造嬰兒或埋葬嬰兒都還顯得很生疏。我經常在半夜醒來，偷偷跑到兒子女兒睡覺的房間，彎身在他們的搖籃邊聽他們呼吸。那就夠了。我不需要太空人或總統，不需要醫生或律師，我只要他們會呼吸。跟我老爸一樣，我也學會了恐懼。

而隨著我的孩子一天天長大，我所接到埋葬男孩和女孩的電話也越來越多。從嬰兒成為幼兒，幼兒成為學童，學童成為少年，然後是青少年，然後是年輕人......我在孩子成長的不同階段認識他們的父母，可能是在少年運動聯盟、女童軍團、家長教師協會、扶輪社或商業協會。我並不庫存兒童棺木，只在需要時才訂製，棺木的大小從全尺寸到半尺寸都有（一百五十二公分到一百六十八公分不等）。由於死去孩子的屍體還在郡立停屍間沒辦法領回來，所以我經常得以自己家裡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活得好好的孩子，估計死亡兒童的身材大小。我訂回來的棺木通常都屬於「純真善良」風格—四角裝飾著天使，加上嫩粉紅或淺藍色的縐綢內襯。我收的錢絕對不會超過棺木批發價，服務也是免費，這麼做的時候我心裡只抱著一個希望，希望上帝讓這一個個父母承受掏空人心的傷痛時，可以跳過我這個做父親的。

不過，也有不用使用「純真善良」風格棺木的時候。有一回，一個我到現在還記得名字的男人槍殺了他的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四歲，那時孩子的媽正在鎮上的餐桌邊熬夜等著他們。然後他開槍自盡。我們把他放進一副十八蓋吉2（厚約約零點一二七公分）、把手上飾有「最後晚餐」圖樣的鋼製棺材，他女兒兒子則一起放在另一副相配的棺材裡。這筆帳一直沒有收到—媽媽賣掉了房子，悄悄離開了這個鎮，我也一直沒去追這筆錢。

另有一年的耶誕節假期，有對六歲的雙胞胎掉進結冰的河裡，那條河穿過這個鎮，也流過他們家後院。沒人知道他們究竟是一起掉下去，還是另一個企圖救人才跟著掉下去；但事發當天先找到了一個，另一個兩天後才發現在水閘邊隨著消防隊員砸破的冰塊，在河裡載浮載沉。我們把他們放在一具有兩個枕頭的棺材裡，腳對腳躺著，穿著一模一樣的奧士科士牌牛仔褲和格子絨襯衫，那是他們的媽媽為了耶誕節從希爾斯百貨訂購的。他們的爸爸，一個年輕男人，一夜之間老了，五年不到便因難以承受悲痛而死；他們的媽媽罹癌，受哀痛打擊，癌細胞擴散，之後也死了；唯一留下的是這對雙胞胎的哥哥，他已經離開這塊傷心地很久，現在應該快三十歲了。

我還記得有個外表歷盡滄桑的可憐男人，他太太用皮帶勒死了他們的八歲兒子。做母親的寫了一份長達十四頁的遺書，解釋她覺得兒子讀書太慢、將來一定會面對一輩子的譏笑和失敗，她這麼做是為了讓他解脫；然後她吞了三打藥片，死在兒子身邊。一開始，這個男人選了一副櫻桃木棺材，把母子倆放在一起，男孩躺在媽媽臂彎裡。但在葬禮前夕，他要求把男孩從媽媽的棺木移出來，另給孩子一副棺木，而且要分開埋葬。我照他的吩咐做了，而且覺得這麼做非常明智。

不多久，我便深刻體會到我老爸的恐懼—在我眼中，孩子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出現致命的結果。我們住在自家葬儀社隔壁的一棟老房子裡，小孩就在旁邊院子裡玩著美式足球長大，還會在停車場玩輪鞋，然後溜滑板、騎腳踏車，接著就是開車。而四個孩子在十歲、九歲、六歲和四歲時，他們的媽媽跟我離婚了，搬到別的地方住。法院判定「大獎」歸我，四個因父母離婚而傷透心的孩子由我監護；對他們，我總覺得有股歉意。

雖然大致說來，我很高興終於擺脫煩人的離婚程序（婚姻已成了一件痛苦的事），但撇開這件事，我突然驚覺成為單親家長的意思就是—孩子只剩下一雙眼睛照看，而不是兩雙；只有一對耳朵能注意遊戲場上的動靜；只有一個身軀能為他們擋住危險；只剩一副心神。少了衝突，多了擔憂。而且光是房子本身就很危險—每個水槽底下都放著毒物，每樣電器都可能觸電，地下室裡有氡氣，貓砂會有傳染病。但既然法院宣布我比前妻更「適任」家長這個角色，我就下定決心非做好不可。

●本文摘自好讀出版之《詩人葬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