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監獄〈阻止暴力計畫〉，讓家暴加害者面對自身問題的實驗

為什麼受害者不願離開？施暴者為何不停止動粗？為什麼不能在一開始就阻止這類傷害事件的發生？對許多人來說，「家」竟是比戰場更難以承受的地方......。

《親密關係暴力》本書透過受害者、加害者與站在前線促成改革的倡議勇者故事，深刻呈現掩蓋在每扇緊閉家門後，以愛為名的傷害根源與真相。（編按）

文／瑞秋．路易斯．斯奈德（Rachel Louise Snyder）

今天進行演說的女人名叫維多利亞（Victoria）。她現年五十歲，在過去五年終於擺脫了父親拿槍指著她的畫面。以前她常聽到母親被父親推去撞牆的聲音，但她一直覺得母親軟弱又無趣。在她心中，父親充滿了魅力，非常迷人。有一次，她騎腳踏車去一個男生朋友的家，父親開車跟蹤她，然後帶她回家，拿槍指著她母親的頭說，「如果以後你再讓她那麼做，我就殺了你。」維多利亞說，有時她或弟弟做錯事，父親會威脅要殺死他們的寵物。

這天我人在聖布魯諾監獄，這是我第一次來這裡，與許多男性罪犯坐在一排排的藍色塑膠椅上，聽維多利亞述說她的故事。他們穿著跟椅子很搭的橘色連身服和無鞋帶的白鞋。一些人在連身服裡穿了長袖上衣；一些人露出來的身體部位滿是刺青，包括手指、脖子和臉都是。他們多數人都是第一次靜靜坐著、花數小時聆聽別人敘述親身的家暴經歷。

維多利亞描述，在十六歲那年的某天，她聽見母親一次又一次被抓去撞牆。那時她已不再報警。（她打過無數通電話報警，有次接線員對她說，「噢，那位太太很堅強，不會有事的。」）之後，她的母親逃離臥房，衝到屋外要開車。維多利亞連忙跑出去跟在她後面。「他想殺死我，」母親喘吁吁地說，「你有兩秒鐘的時間考慮要不要上車。」

維多利亞呆住了。她內心在掙扎，要留下來還是離開。

她的母親發動了引擎。

維多利亞選擇留下。

「多年來，我一直為當初選擇留下來而感到內疚，」她對那些男性說，「還得了厭食症。」

對於現場許多男性罪犯而言，這不只是他們第一次實際聽到家暴倖存者述說親身經歷，也是頭一次意識到創傷與暴力可以對一個人造成長期影響。許多人正拭去淚水。「我爸曾寫信給殺死全家的囚犯，讚許他們很勇敢。」維多利亞說，「我一直都覺得會有壞事發生。」長大成人後，她才明白父親有多壞，並與他斷絕聯絡。她找到母親，兩人解開了心結。在她之前的印象中，母親總是大吼大叫，但現在她發現，母親其實沉默寡言，什麼事都放在心裡。如今，維多利亞與母親住得很近。父親節那天，她決定跟爸爸約在丹尼連鎖餐廳（Denny's）吃飯。他們多年未見，但她一看到父親，立刻就認出那目光無神的表情。她與弟弟及父親吃完一頓尷尬的早餐後走出餐廳時，父親一隻手從背後抵住她的脖子輕聲說，「我在襪子裡藏了一把槍。本來我打算殺死大家，但我看你一眼就下不了手。」

那是她最後一次見到他。現在她不讓女兒與他有任何接觸。「你們都聽過『受傷的人會傷害別人』，」她對現場的男性說，「我也認為，痊癒的人可以治癒別人。」

之後，維多利亞開放這些男性提問。他們一副怯懦的模樣，起立發言時顯得畢恭畢敬。一些人舉手時不停顫抖。有人請她比較她與女兒的關係跟她與母親的關係（她回答「完全不同」；她甚至不會對女兒大小聲）。有人問她會不會原諒父親（她的答案是「不會」）。有人問她父親現在人在哪裡（「不知道，可能在南加州」。）也有人問她是否曾與像父親一樣的男人交往過（「有，曾跟自戀狂在一起，也跟玩咖交往過」。）之後，有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站起來，他拿著一本破舊筆記本，兩隻手明顯在發抖，他半念半背自己剛才為她寫的一首詩，描述她的慘痛經歷、劫後餘生與不凡的勇氣。2他念完時，維多利亞哭了，在場許多男性也眼眶泛淚。

下午，這些罪犯分組討論維多利亞的故事，探討一些情況的前後脈絡，並思考這些與自身的暴力行為有哪些關聯——維多利亞受到口頭恐嚇；父親把錯推到她頭上並否認自己的惡行，進而拒絕為自身的暴力行為負起責任，還毆打妻子；維多利亞在情緒上遭到了侵犯，任由父親控制，成長的經驗不受父親重視。一個綁著短辮的男人指出，她的母親離開時，她也失去了一項資源。他說的「資源」指的是可以確保她平安無事的某種力量。罪犯們談論各自的暴力事件，他們否認自己有錯、操縱或用言語威脅伴侶及低估自身暴力嚴重性的那些時刻。他們逐漸發現——其中一些人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暴力行為對受害者所造成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開始試著從別人的角度看待事情。

「現在想像一下，」名為雷吉（Reggie）的活動引導人對他們說，「換成是你們的子女遇到維多利亞的情況，他們會怎麼說你？」

聖布魯諾監獄的這項舉措名為阻止暴力計畫（Resolve to Stop the Violence，RSVP）。桑妮．施瓦茨說服了前舊金山警長麥可．軒尼詩（Michael Hennessey）資助她的想法，這項計畫便於九○年代晚期展開。《活下來的男人》與《倖存者影響》（Survivor Impact）計畫（或修復式正義）是這項反暴力實驗的核心，若是吉米．艾斯賓諾薩有參與這項活動，他就會停止暴力行為，迎接嶄新的人生。這項計畫始於舊金山南部的聖布魯諾監獄，令人意外的是，儘管成效相當良好，但未能擴及其他地方。聖昆丁（San Quentin）監獄有一陣子如法炮製，但後來辛克萊爾表示獄方失去了金援。紐約州威徹斯特郡（Westchester）一度打算成立類似的計畫。起初，阻止暴力計畫設定為期一年，一週進行六天、一天十二小時的沉浸式活動，旨在幫助具有暴力傾向的男性恢復成社會上有所貢獻、非暴力的一分子。針對家暴者的處遇計畫大多是一週一次，為期二十、四十或五十週，而阻止暴力計畫提供完全沉浸式的環境，採行多面向的方式。其核心目標在於讓這些罪犯為自身的暴力行為負責並且學習透過其他方式來宣洩情緒，但也觸及藥物濫用、兒童虐待與心理健康等方面。每天，參與者會先進行冥想，最後以瑜珈作結。挑戰性別規範，尤其是男人與女人如何受社會與文化標準所制約，以及這個社會如何教導男人使用暴力來解決問題、做妻子的應該對丈夫卑躬屈膝，都是這項課程的重點。對許多參加課程的男性而言，這顛覆了他們原本的所有認知。

施瓦茨不僅希望阻止暴力計畫能夠成功。她還想明確計畫的成效。因此，她找來全國其中兩名最頂尖的暴力學者詹姆斯．吉利根（James Gilligan）與班迪．李（Bandy Lee）來研究她的計畫。他們將另一群囚犯設定為控制組，追蹤阻止暴力計畫組與對照組出現的暴力事件、累犯率及被告出獄後社區裡的暴力情況等多項數據。研究得出的結果十分驚人：累犯率下降了八成，而即便是那些再度入獄的罪犯，也大多犯了非暴力的罪行，例如吸毒或汽機車違法情事。在這項計畫實行的前一年，吉利根與李注意到，倘若發生在非監禁的情況下，有二十四種暴力事件可能會遭指控為重罪。計畫展開後，計畫組在當年的第一季裡發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之後便沒再出現；然而，對照組發生了二十八起暴力事件。兩名學者也發現，如果罪犯在獄中有完成計畫的全部課程，則出獄回到社區後，往往都會成為非暴力的擁護者。他們指的是像吉米．艾斯賓諾薩這樣的罪犯。

這項計畫也節省了金錢。吉利根與李注意到，儘管阻止暴力計畫讓每位囚犯一天增加了二十一塊美金的成本，但每投入一塊美金資助這類的減少暴力計畫，社區就能得到四塊美金的報酬。

如今阻止暴力計畫已運作二十年，雖然成效良好，但只有不到六座的監獄複製了這樣的模式，而且大多位於其他國家。這項計畫目前儘管仍保有基本的組織架構，但已逐漸改為一週五天、一天六小時的方式進行，而不是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之所以如此，有一部分是因為資助囚犯計畫通常是一項挑戰，這取決於誰是上位者、以及在資源有限的領域中哪些為優先事項，另一部分則是今日的聖布魯諾監獄為囚犯設立了許多不同的計畫，包含高中同等學力與社區大學課程、藝術治療、戲劇、反藥物濫用與十二部曲（twelve-step program）（聖布魯諾監獄因而被稱為「全方位監獄」）。有天晚上，我跟聖布魯諾監獄計畫的現任負責人閒聊，當我問她為什麼阻止暴力計畫沒能移植到其他監獄，她告訴我，暴力罪犯跟其他監獄人口不一樣，他們沒有自己的「領袖」。6他們有如受到監禁的退伍軍人，擁有龐大的外在支援，而彼此都有共識，知道他們身為一個群體需要做更多事情來滿足自身需求，尤其是在創傷後壓力這一塊。然而，在家暴的世界裡，最主要的發聲者是倖存的被害人，而他們自然會把自己的需求看得比虐待者的需求還重要。

已退休的桑妮．施瓦茨樂見阻止暴力計畫繼續運作，但她對於計畫未能在其他地方開花結果感到失望。「為什麼這不能成為常規，而只能是個例外？」她不解，「讓我氣憤的是，我們往往對那些經歷不同於自己的人們缺乏想像力，好像大家的人生只有一種意義似的。」我們坐在諾伊谷（Noe Valley）的一間餐館裡，施瓦茨身穿牛仔褲與T恤，深褐色的頭髮夾雜了幾許灰白。她本人儀態威嚴，身材高挑，說起話來鏗鏘有力。

令施瓦茨沮喪的是，從阻止暴力計畫結業後回到公民社會的那些人可獲得的資源少之又少，譬如工作訓練、冥想、教養課程、戒酒與戒毒團體、住宅補貼、十二部曲計畫、藝術與人文治療及教育機會。她向我表示，這些人經歷了阻止暴力計畫，學習關於性別、自我、文化、社會、暴力與溝通的知識，然後回到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那些研究理論與過往的挑戰再度成為現實，還得面臨許多的威脅與痛苦，而他們孤立無援。

儘管暴力讓社會付出了龐大的代價，但美國花在癌症或心臟病方面的研究經費是暴力防治的二十五倍之多。二○一八年發表於《美國預防醫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的一項研究指出，親密伴侶暴力所導致的成本將近三．六兆美元（這項研究檢視的對象為四千三百萬名美國成年人，因此並未計入與約會暴力等有關的成本），包括兩兆的醫療開銷與七百三十億的刑事司法支出，另外還有生產力損失或財物毀損等成本。親密伴侶的暴力行為平均讓女性每人在一生中付出十萬三千元美金的成本，男性則為每人兩萬三千元美金。相較於二○○三年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報告所公布的資料，這些數據反映了成本的急遽增加，使美國納稅人一年為家庭暴力付出了將近六十億美元的代價。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統計並不包含刑事司法支出、監禁花費或任何十八歲以下人口所耗費的社會資源。

監獄在我們的社會裡創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因此，施瓦茨問我，「我們有什麼替代方案？」她告訴我多年來她一直無法忘懷的一段軼事，這個故事既有行動呼籲的意味，也帶來了希望。故事主角是一位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他遭到守衛毆打時臉上一直掛著微笑。守衛感到惱怒，於是打得更用力，最後他停下來問那個囚犯在笑什麼。囚犯說，「我感謝老天，因為我跟你不一樣。」

那天我與施瓦茨首先談論的話題不是阻止暴力計畫的出現，而是一個名為塔里．拉米雷茲（Tari Ramirez）的男人。拉米雷茲的經歷是那種會擾亂阻止暴力計畫的故事，會讓這項計畫牽涉的任何人質疑，他們所做的任何努力、在這些男性身上投注的所有時間，還有一而再、再而三給予的所有機會，是否值得。暴力的男人能夠透過學習而變得不暴力嗎？

據說拉米雷茲在阻止暴力計畫的課程中態度相當積極。他沉默拘謹，但是會參與討論，而且似乎非常認真看待課程內容。一直到他的女友克萊兒．喬伊絲．田龐柯（Claire Joyce Tempongko）遭遇四次的暴力事件、報警四次及四度嘗試聲請禁制令（屢次發布又遭到撤銷），法官才將拉米雷茲送進監獄，而即便如此，他也只被判六個月的刑期。他從聖布魯諾監獄獲釋時，完成了阻止暴力計畫第一階段的課程，正要進入第二階段。

出獄不久後，拉米雷茲就在田龐柯兩個年幼的孩子面前亂刀刺死她。他過去曾有對田龐柯家暴的重大前科，而田龐柯遇害身亡時年僅二十八。謀殺案發生後，由市府副檢察官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拉米雷茲有幾次扯著田龐柯的頭髮、把她拖出公寓，拿破酒瓶威脅她，恐嚇要燒毀她的房子與傷害她的小孩，對她拳打腳踢超過十八次，掐住她的脖子並把手指伸進她的喉嚨，而且綁架她好幾次。他做了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情，一樣只被判了六個月徒刑。對於那些不甚瞭解家暴、認為輕微的暴力罪行沒什麼大不了的人們，只要舉出拉米雷茲的案例，肯定能讓他們改觀。在家暴的世界裡，輕罪就像是鳴槍警告。而它們往往受到忽視。

施瓦茨知道，忽略拉米雷茲做過的事情，就是欺騙自己的理智與情感。更重要的是，她明白，雖然拉米雷茲的行為對受害者及其至親、還有整個阻止暴力計畫，都造成了巨大而深遠的毀滅性影響，但她沒有很意外。「我們面對的是喪盡天良的男性。」她說。

由於拉米雷茲並未完成整個課程，因此就計畫的成效而言，這個案例不太具有參考價值。儘管如此，這起謀殺案重創了阻止暴力計畫的參與者、引導人及監獄人員，甚至是與拉米雷茲圍成一圈、傾訴人生中最慘的時刻與內心弱點的那些囚犯。施瓦茨告訴我，他們得知謀殺案的那天，她走進監獄時看到大家「歇斯底里、失控地哭喊」。那是阻止暴力計畫的危急時刻，但並未動搖她對這份工作及其迫切的信念。「這個問題太過棘手與引人注目了，無法假裝任何一件事就是答案。」她表示，「我覺得這就像是癌症。病患接受化療，然後還是死了。但你會因為這樣就停止臨床試驗嗎？」你會堅持下去，繼續掙扎、研發，繼續嘗試新的組合。「我們的工作就是如此。」她說，「這是一場臨床試驗。」

●本文摘選自馬可孛羅文化出版之《親密關係暴力：以愛為名的虐待與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