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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似水年華──1980年代9】郝譽翔/衝浪般的狂歡:我的八○年代

郝譽翔。 圖/本報資料照片
郝譽翔。 圖/本報資料照片

關於八○年代,我特別記得的就是一九八七年,並不是因為那一年台灣解嚴——我還沒有如此巨大的歷史感,而是那一年我剛好從中山女中畢業,進入大學。對於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而言,進入大學的意義非同小可,那代表我終於從聯考的桎梏解脫了,可以把教科書全都扔進垃圾桶,從此青春的小鳥飛出牢籠,自由自在海闊天空。

巧合的是,一九八七年不只是我個人生命史,同時也是台灣社會集體的轉捩點。記得就在高中畢業前夕,教官突然在朝會上宣布,因為解嚴,所以髮禁也一併解除,從現在開始妳們可以留長頭髮了。學妹們爆出一陣熱烈的歡呼,然而高三的我們還頂著西瓜皮短髮,眼看著即將畢業,頭髮又不能在一瞬之間留長,大家只能面面相覷,放學後,索性跑到美容院把它削成又短又薄的「羽毛剪」,就算是自己也終於邁向了解嚴的一種宣告。

但至今我仍舊搞不清楚,髮禁究竟和戒嚴有什麼關係?就這樣糊裡糊塗地,我從高中跨入了大學,也告別戒嚴,走入一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台大校園。後來,我這一輩人多被定義成「學運世代」,這個名詞雖然有點以偏蓋全,卻也具有某種程度的準確性,因為就我記憶所及,當時尤其是台北的大學生,就算是沒有親自參與學運,也曾經是一個旁觀者或是路過之人,而對學運有了深淺不一的涉入。再加上我所就讀的科系,又恰好是最敏感的政治系,大學四年,竟因此有一大半就在張望熱鬧的街頭運動之中度過。

台大政治系是我在大學聯考填的第一志願,如今回想起來,這個志願實在有點古怪,都該歸咎於七○、八○年代成功的黨國教育,使我從小就懷抱著一種天真到近乎愚騃的理想,以為一個有志的青年就應該要從政,報效國家。於是當我如願以償進入了台大政治系,所經歷到的第一次震撼洗禮就是學生會長選舉,如火如荼地在校園之中展開。那只不過是一場學生選舉而已,但兩個候選人的背後已有不同的政黨在支持,彼此之間廝殺激烈,謠言耳語不斷,黑函和黑金滿天飛,儼然就是一個社會選舉的小小雛形。

坦白說,才剛解嚴不久的我們,就形同是一群民主的新生兒,還在牙牙學語的階段,尚且不懂得文明的規範,選舉一拚鬥起來,就淪為齜牙咧嘴的野獸。我這才發現自己是何等的幼稚和愚蠢,原來政治不是青年報效國家,更非理想的實踐,而是血淋淋的權力運作,也才體悟到民主不只是美麗的口號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進行「社會集體成員的利益分配」。

社會集體成員的利益分配。我在政治系修了一整年的「政治學」,腦袋中牢牢記得的只剩下這句話,其餘的全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在解嚴之前,我的小學到高中老師都在教導我們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如今來到大學卻要學習如何進行「利益分配」?這不免讓我一頭霧水。後來我又被系上的同學拉去參加「民權初步營」,本來以為是在研讀三民主義,到了營隊才發現是學習如何開會。營隊的學員絕大多數來自於法學院,個個都是辯才無礙,思慮敏捷,其中有好幾位如今已是台灣政壇明星級的人物,而他們當年在營隊之中如魚得水,但我卻恰好相反,打開一本厚重的議事規則講義,只覺得頭昏腦脹,不知所云。

經過五天四夜的營隊議事演練,我仍舊搞不懂「開會」為什麼會變得如此複雜?當學長姊花費很大的功夫,傳授我們如何利用程序問題去進行「杯葛」,好讓一場會議「流會」之時,更是讓我格外感到不可思議:我們不就是為了「開會」而來的嗎?為什麼又要費盡心思讓它「流會」?於是最後我只學會了一件事——「鼓掌通過」,那是我最開心的時刻,大家排排坐一起鼓掌,每個人的臉上全是笑容,不復先前杯葛之時的殺氣騰騰。

我在營隊的另外一個收穫就是:原來從事政治不只要熱血,更要天分,很遺憾的是我一點全無,只能後悔當初填錯了志願,就這樣茫茫然地度過了新鮮人的一年。聽學長姊說,社團才是大學的必修學分,我因此也試著去造訪一些頗為活躍的學運社團如「大新社」、「大陸社」和「大傳社」,卻多半是默默坐在角落,帶著一顆忐忑不安又惶恐的心,聆聽社團的老骨頭們口沫橫飛批評時政。

我彷彿成了校園的邊緣人,即便如此,解嚴後台大自由開放的風氣,卻依舊為我帶來了一場劇烈的成年禮,不僅徹底瓦解我過去的政治信仰,也讓我不再輕易相信教科書或媒體所說的一切。當讀到暢銷一時的米蘭.昆德拉《笑忘書》時,更是心有戚戚焉——原來抵抗極權的最好辦法,就是大聲地笑,我因此成了一個徹底的懷疑論者,以及狂歡的信徒,最喜歡的一張音樂專輯就是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每每聽到〈民主阿草〉中聲嘶力竭地大喊「我要抗議」這四個字,就不禁心中大樂。但我卻也無法像一些投身政治運動的同學般,以絕對的激昂和憤怒,去為另外一種主張吶喊。與其站在台上,我寧可隱身台下,就像是一個從事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只躲在一旁觀察和記錄,而不會輕易地站起來介入。

野百合學運,1990年3月18日清晨一景。 圖/本報資料照片
野百合學運,1990年3月18日清晨一景。 圖/本報資料照片

幸運的是,八○年代末的台北街頭,幾乎天天都在上演集會遊行和大大小小的政見發表會,到處都是我可以湊熱鬧的政治嘉年華,而那才是活生生的教室,比起大學課堂不知有趣幾百倍。我還記得剛因蓬萊島事件坐牢而出獄的陳水扁,在走進某間中學操場的政見會時,被成千上萬的民眾簇擁歡呼,有如神降人世似的光榮景象;也記得謝長廷豪氣地封街演講,而我興沖沖趕去聆聽,只見無數黑壓壓的人頭在前方竄動,更襯得講台上的燈光輝煌如火,讓整個夜都沸騰燃燒。我甚至有好幾次走到政見會的台前,用最虔誠神聖的心,掏出一個大學生口袋中僅有的紙鈔,然後鄭重地把它們投入捐款箱。

但我終究是和政治格格不入,於是大一下學期,我跑到台大共同教室前的公布欄,仔細研究文學院每一個科系的課表,中文系下羅列著一排「詩選」、「詞選」、「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等課程,讓我不禁為之神往,毅然決定要從政治系轉到中文系去。也拜八○年代是媒體的黃金盛世所賜,報紙副刊的文學獎可以說是社會大眾矚目的焦點,文人和知識分子更是地位崇高的意見領袖,所以我的轉系不但沒有遭到家人反對,還頗有幾分讚許的意思。

從此政治學就被我擱到一旁了,我改抱起《史記》、《說文解字》這些厚重的古書,一下子就從現實跳到了它的對立面:浪漫的文青世界。那時的台大學生也自動分成了四類:第一類是準備留美的高材生,整天躲在圖書館中猛K托福和GRE;第二類是在街頭奔走學運的熱血青年;第三類是股市狂飆萬點,乾脆蹺課改去號子報到的學生,還沒畢業就提前加入全民炒股的行列;至於我呢,便成了最不著邊際的第四類,既沒錢出國,也沒政治天分,更缺乏金錢概念,只能當一個自認為叛逆的頹廢文青,就這樣一頭栽入了當時文青們最愛的法國電影世界。

1980年代,MTV迅速竄起。 圖/本報資料照片
1980年代,MTV迅速竄起。 圖/本報資料照片

我開始躲入遍布台北大街小巷的MTV尤其是太陽系,沒日沒夜看起法國電影,心目中的美女典範才不是現在流行的日韓女星,而是《夏日之戀》的珍妮摩露和《日以作夜》的賈桂林貝茜。她們有著一雙堅定的眼神,驕傲上揚的嘴角,刨光木頭似的修長小腿,以及一頭蓬鬆的長髮,纖細的身軀上總是套著一件過分寬大的毛衣,而躲藏在毛衣底下的卻是謎一般的神祕內在,讓所有不幸遇到她們的男人,都甘願因此而受苦發狂。

於是我彷彿活在法國電影的光點裡,而不是八○年代末的台灣。每當走在椰林大道,我總想像自己是走在楚浮或高達的世界,忍不住要模仿他們鏡頭下的女主角迎著風大笑,作鬼臉,搖頭晃腦像隻機靈的小鳥一般唱歌,或是飛也似地踩著腳踏車,要不然就是咬一根香菸,假裝自己是一列噗噗作響的蒸汽火車。那時我家住在北投的大度路旁,周末晚上照例是飆車族競技的聖地,路旁紅磚道上滿滿是圍觀的人潮,穿插著幾攤賣烤香腸的小販,而我置身在如此台味的場景之中,邊咬香腸邊為飆車族喝采,腦海裡卻還淨是《壞痞子》中的茱麗葉.畢諾許和李歐.卡霍,總之,就是非常法國的、迎風狂飆的年代。

十八歲的我們坐在涼爽的夏夜中,背誦楊牧在十八歲時寫下的詩:「在年輕的飛奔裡,你是迎面而來的風。」而星星是唯一的嚮導,仰頭看十八歲的夜空竟是如此的不羈與遼闊。

直到很多年後,我才終於讀到了夏宇翻譯的《夏日之戀》電影原著小說,作者亨利-皮耶.侯歇形容「這是兩個朋友與他們共同愛人之間的故事」,而「幸虧有一種一再斟酌衡量過的、全新的美學式道德立場,他們終其一生,幾乎沒有矛盾地溫柔地相愛」。讀到這兒,我的心彷彿被大力地撞擊了一下——「幾乎沒有矛盾地溫柔地相愛」,不正是被當年的我所一心嚮往?而「一種一再斟酌衡量過的、全新的美學式道德立場」,不也正是我所生活過的八○年代的最好註腳?

當一切禁令在解嚴之後譁然崩塌,我們也只好各自在街頭、在音樂、在小說、詩歌和電影之中摸索著,嘗試去建立一個全然屬於自己的、「全新的美學式道德立場」,而這也正是我所深深緬懷的八○年代最美善的一面。從政治的街頭運動到經濟的股市瘋漲,它那不知疲倦的狂歡,粗礪而真誠的,洋溢著激情又明亮的夏日之光,全把正值大好青春的我們一股腦兒推到時代的浪尖上。

台大 學運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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