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的故事》紀錄國片在世界影史上的重量

聯合報 項貽斐
紀錄片「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記錄台灣新電影在海外的迴響。圖/牽猴子提供

談起「台灣新電影」,導演侯孝賢常引胡蘭成「一杯看劍氣,二杯生分離,三杯上馬去。」形容當年電影風潮與人物的聚散。有3部紀錄片都和「台灣新電影」有關,如果要「看劍氣」,2002年的「白鴿計劃:台灣新電影20年」力圖捕捉昔日的革命情感;至於「生分離、上馬去」可在2010年「乘著光影旅行」略窺一二,而最近上映的「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則留下各奔前程後,遠方傳出的迴響。

「台灣新電影」的起點,一般均從1982年「光陰的故事」問世算起,但終點何在,始終沒有定論。有人以1987年初發表的「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告終,也有人認為1989年「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算是畫下完美的句點,台灣新電影紀錄片「白鴿計劃」或「光陰的故事」同樣沒告訴觀眾這個答案,更耐人尋味的是,後者還冠上「光陰的故事」為片名。

紀錄片「光陰的故事」在片頭訪問林懷民談論台灣新電影與1980年代的社會氣氛後,以台北捷運的風景,轉接「戀戀風塵」火車穿過隧道的畫面、來到泰國清邁,跟著出現眼前的是泰國名導阿比查邦。20年前阿比查邦在美國學習實驗電影,發現台灣新電影的實驗精神竟與他的成長經驗相關,於是決定回泰國拍片。無論是扁平的構圖、或是時間的概念,阿比查邦都深受台灣新電影的影響。

除了阿比查邦,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特意選在湘南的「茅崎館」受訪。這間古老的旅館是小津安二郎與編劇野田高梧一起創作的地方,小津是侯孝賢欣賞的導演,是枝裕和又是侯孝賢的影迷,由日本到台灣、又從台灣到日本,電影文化的輻射穿透國界,台灣新電影的傳遞也擴及歐洲、南美洲。

紀錄片「光陰的故事」走訪三大洲,集結阿比查邦、是枝裕和,還有阿薩亞斯、黑澤清、田壯壯、賈樟柯、應亮、王兵、羅維明、舒琪等電影人。從受訪者口中,台灣新電影「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風櫃來的人」、「青梅竹馬」、「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等有如唱名般串場,1995年的「超級大國民」、甚至2000年的「一一」一併進入討論。

阿薩亞斯認為,台灣新電影不以異國色彩、堂堂納入現代電影版圖;賈樟柯發現,「風櫃來的人」竟像在拍他的故事;是枝裕和看「童年往事」相見恨晚。他們對台灣新電影形式與內涵的評析,顯示台灣電影在世界影史的重量。

紀錄片「白鴿計劃」與「光陰的故事」像是相隔12年的「對照組」,前者以台灣新電影參與者為主角,後者是距離更遠的海外反應。不論20年或30多年後,重新回顧從1982年開始的台灣電影變革,兩者都帶著淡淡懷舊的情緒。

正視1980年代起的台灣電影發展,除受到政治經濟環境等因素影響,電影產業本身同樣面臨港片的進軍、錄影帶業的興起等問題。1983年既是「兒子的大玩偶」票房與口碑成功的一年,也是當時台灣電影30年來最不景氣的一年。1985年有「童年往事」的出現,也有票房明星許不了的消失。

紀錄片「光陰的故事」以告別般不斷流逝旅行的意象,讓觀眾看到遠颺的台灣新電影在異地播散出的種子,那一時期的電影如農作已收割,下一站、下一批種子又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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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貽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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