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催淚之外──「灣生回家」家安在？

「是有了悲哀的事嗎？」這是司馬遼太郎「台灣紀行」裡，某位台灣人對一名在新營市街旁痛哭的日本男人的關心問候。這位日本人名叫田中準造，在新營出生、小學高年級因日本戰敗，全家被遣返到鹿兒島，直到196、70年代才有機會回新營。書裡寫他來到完全改觀的車站前，「走著走著彷彿覺得一步一步地陷進市街深處，而且整個身子都成了淚袋。他就以那種淚袋的樣子，在路旁蹲下來。才蹲下來，就像個酒瓶裂開來了。眼淚流著流著，怎麼也抑止不住。」

田中準造是所謂的「灣生」、也因是司馬遼太郎的朋友，他的故事成為「台灣紀行」裡的一篇「魂魄」。但為數超過10萬的灣生，分散四處，飄零心情可留下紀錄者少之又少。「灣生畫家」立石鐵臣曾在1962年春以圖文描繪昭和23年（1948年）12月5日他自基隆港「引揚」（遣返歸國）的情境，篇名是「吾愛台灣」、篇末又寫了兩次「吾愛台灣」，其他灣生的故事卻多半在歲月中灰飛煙滅。

「灣生」是指日本統治期間在台出生的日本人，以當時日本人的觀點，「灣生」是「生於台灣的內地（日本本土）人俗稱」。相較於「內地人」，「灣生」是「殖民地化」、未曾見過「故鄉」日本的日本人，「灣生」一詞也帶著些憐憫與揶揄輕蔑之意。

不過到1940年代，除灣生人口比例不斷增加，第二代日本人對籍貫的故鄉與居住的台灣有了新的認同，加上出生於殖民地被視為有益統合「內地」與台灣間的分裂，「灣生」又多了更複雜的意義。曾被貼「皇民文學」標籤的台灣作家周金波，在「灣生與灣製」一文中，就將「灣生」當成消除「本島人」和「內地人」差異，同為「台灣人」、彼此親近的詞語。

只是二戰結束，日本戰敗，在台日人（約48萬人）先後悉數遣返，但對在台灣安身立命的日本人、特別是「灣生」而言，台灣是出生地、是家園，被迫攜帶少數行李與現金離台，頓時流離失所。尤其日本的農業移民，更有如連根拔起。據統計，當年有約20萬日本人希望留在台灣，但只有少數具特殊專長的「留用者」多留幾年，在台日人回到母國也遭隔離管理等歧視對待。

關於二戰後日人黯然歸鄉的影像，以往台灣電影幾乎不曾出現，只有「悲情城市」裡寬美的日本友人靜子道別前贈送和服、一筆帶過，直到「海角七號」藉由一段台日苦戀，才掀起引揚話題與愛恨交織的台日情結。

台灣是移民社會，新的政權帶來新的移民。日治時期日人第二、三代在台落地生根，日久他鄉即故鄉，「灣生」對台的情感本諸對出生地的依戀，但因戰爭與殖民歷史造成的仇恨或屈辱，戰後數十年「灣生」在日本與台灣之間隱遁、凋零，直到近年才陸續有相關出版品與紀錄片問世。包括書籍「灣生、風土、立石鐵臣」、「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或以日治時期名為「昭和町」的青田街為題材的紀錄片「家在青田街」和郭亮吟執導的紀錄片「灣生畫家─立石鐵臣」等。最近田中實加監製、由同名書籍發展為紀錄片的「灣生回家」，可說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部作品。

紀錄片「灣生回家」裡聚焦於8位灣生，其中一位竹中信子曾撰寫上百萬字的「日制台灣生活史」，以日本女性為主體，分為明治、大正與昭和3篇。竹中信子三代世居台灣，祖父母、父親都葬在蘇澳，15歲離開台灣的她在該書中文版序提到「一直生活在認同感被撕裂的矛盾中」。類似心境，也貫穿片中其他灣生。

無論留在台灣或日本的灣生，多少都有夾在母國日本與成長回憶所繫台灣間的拉扯，血緣與認同歸屬感的矛盾，讓「灣生回家」裡的家倉多惠子發現自己像「永遠的異邦人」。為緬懷曾是「故鄉」的異國，灣生以不同方式紓解鄉愁，有的研讀相關書籍、有的大量書寫、更有的藉頻頻往返兩地與故舊、甚或是草木山河記憶重逢。

當「故鄉」變異國的境遇，對台灣土地上的住民來說，並不陌生。生於日治時期、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台灣人在二戰後成為「中華民國」國民；國共內戰、兩岸敵對隔離，被迫定居台灣的「外省人」，都何嘗不是另一種「灣生」？

16歲的家倉多惠子與弟弟在引揚船隻甲板上，看著逐漸遠去的基隆港，唱起日本歌謠「故鄉」--「我們追逐過野兔的那片山林、我們釣過小魚的那條河川、如今也會在午夜夢迴時想起、難以忘懷的故鄉...」紀錄片「灣生回家」裡，悠揚的歌聲響起，令觀者動容。大時代變動下，在血緣與認同中迷路的情節，最是催淚。

「故鄉」原為日本國小教材歌曲，高野辰之的歌詞抒發離鄉背井的心聲，後來日本的漢生病友（痲瘋病患）因遭強制隔離，常以此歌傳遞思念。2005年台灣樂生療養院因建捷運被迫搬遷的抗爭運動裡，「故鄉」也成為抗爭運動的代表歌曲。誰的夢裡沒有那片山、那條河？

「是有了悲哀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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