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般人而言，買保險通常只是預算夠不夠的問題，但對多數身心障礙者來說，即使有錢也未必能買到保單，若是幸運承保，不是加收保費，就是保額相當有限。

要解決身障者投保屢屢碰壁的問題，學者專家提出「以政策保險處理身障投保，用法令強制規定或限制保險公司不得拒保，並有充足的財源基礎」，才能讓制度永續經營。不僅如此，還要有法源基礎。

永齡慈善教育基金會執行長劉宥彤表示，「我們希望讓社會大眾理解，身心障礙人士並非殘廢，只是因為生理上的條件限制，有時需要一些協助，但他們仍然能夠從事一般的社會活動，也會有和我們類似的物質和精神需求。」

「倡議改善身障者投保的困境，是希望彰顯既有法源基礎的社會正義，」劉宥彤強調，2014年台灣早已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此一公約明確指出，國家應「於提供健康保險與國家法律許可的人壽保險方面，禁止歧視身心障礙者，該等保險應以公平合理的方式提供」。《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也明確指出，金融主管機關應「對身心障礙者提供金融、商業保險、財產信託等服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她認為，政府對於推動或提供身心障礙社群之人身保險取得，自是責無旁貸。

根據衛福部統計，目前全台身心障礙人士約117萬人，據金管會統計指出，身障者納保人數103年至108年共11萬人，僅佔身障總人數的10分之一；再據中華民國壽險公會統計，國人投保率約250%，相當於1人有2.5張保單，對比身障者僅0.1張，兩者相差25倍。

即使2009年開辦的「微型保險」，對身心障礙者的幫助也有限。淡大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副教授郝充仁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10年來投保的身障者僅7萬人。

郝充仁解釋，微型保險的目的在協助「不屬於社會救濟，又無力購買商業保險」族群，以較低的保費支出，提供經濟弱勢者及身心障礙者基本的保障，以填補政府社會保險的缺口。

不過，微型保險的商品種類限定壽險、傷害險，以及實支實付的傷害醫療險，壽險及傷害險的保額最高50萬，傷害醫療險則不超過3萬元，郝充仁表示，這樣的理賠金額僅夠支付喪葬費，而最高3萬元的醫療費用補償恐怕也很難提供身心障礙者完善的治療，身心障礙者一旦發生意外、受了傷，不僅少了收入，更得負擔龐大的醫療支出，足以讓家庭經濟陷入困境。

郝充仁指出，最近幾年身心障礙人士所購買的商業保險，主要來自微型保險，從本質上來說，它主要靠保險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以及監理機關的誘因。

例如只要保險公司辦理微型保險達到一定規模，保險公司送審新保單時，可優先審查，以及送審件數可以多一點等獎勵，提高海外投資額度。保險局也會舉辦微型保險競賽，以及公開表揚積極推廣的績優保險公司。

然而，由於微型保險須仰賴保險公司從其他地方的獲利來挹注，加上監理機關是以「鼓勵」，而非強制規定業者每年要承作的件數，因此保險公司對這種商品的意願自然是「半推半就」，每年所承保的件數便相當有限，無法滿足廣大身心障礙者需求。

「體況不佳及財務狀況不良，是保險公司對身障者卻步的主因。」郝充仁分析；其次是身心障礙者身體狀況多，業者很難精算發生率，評估風險的高低，服務一位身心障礙者所要付出的時間成本比一般人還要高，站在商業角度來說，業者自然卻步。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彭金隆則認為，身障人士投保商業保險的人數仍有限，主要來自社會普遍有一種期待，希望保險公司必須擔負一些社會責任，但保險公司本質上還是以營利為目的，與慈善或公益團體還是不同。

倘若身障人士的風險程度與一般人無異，保險公司自然不會無端拒保，但基於「在商言商」，保險公司基於本身利益及公平對待其他客戶，勢必反映在費率或承保條件，實務上，身體狀況較差的非身障人士，保險公司一樣會提高保費或拒保，因為這是就是商業保險運作的基本原則。

既然現行的商業保險制度幫助有限，該如何擴張保險保護的大傘，滿足117萬位身心障礙人士及其背後的117萬個家庭的風險管理需求？

若要解決身障人士投保常遭遇不友善的情形，彭金隆認為，這應該用政策保險解決，而非用商業保險來處理。政府可針對保護或照顧身障的政策目的，透過立法建立相關保險制度，用政策保險制度來保障身障人士投保權益。

彭金隆說明，從整體社會的作用而論，社會救助，社會或政策保險、及商業保險可以各司其職，以滿足經濟能力位於不同階層者的需求。社會救助是讓經濟能力最底層的人，透過補助得到基本的照顧；社會保險常常是針對全體國民或特定群體，以強制方式規定納保，由於社會保險有保費收入，其給付水平自然比社會救助來得多，例如全民健保。

然而，若由政府為實現某種政策目而推行之保險制度，即為政策保險，常以法律強制規定方式規範各方義務，許多做法可以不受商業保險規則的限制，例如剛剛通過立法的學生團體保險就是，彭金隆說。

彭金隆舉最近他推動學生團體保險立法的經驗，學生團體保險原本是交給保險公司辦理，但學保制度必須照顧許多弱勢學生，即使帶病投保也必須理賠，這一點與商業保險格格不入，加上虧損連連，導致學保投標乏人問津。

因此彭金隆建議教育部採公辦民營模式，採單獨立法方式，由政府及家長共同分擔保費，再由保險公司以代辦方式承做，這樣的設計解決學保制度長久的問題，就是要商業保險承擔政策保險義務的盲點，這個經驗很值得身障保險制度的參考，彭金隆說。

彭金隆解釋，透過政策保險，可以設計一套政策保險制度承保身障人士，身障人士還是要負擔一定程度的保費，其他不足的部分則透過其他管道填補，例如說政府補助或是成立一個專門的基金，可以彌補不足保費部分，持續永續的財源挹注，是政策保險成功的基礎。

儘管政策保險是由政府介入，來讓特定族群通通納保，但基本上還是可以委託商業保險公司去執行，保險公司收取合理的代辦費，以不負盈虧的方式進行，業者就有意願承作，也可以大幅下降作業成本。

但從執行學生保險經驗來看，彭金隆認為，未來要以哪些法源為依據，讓身心障礙人士投保，是必然會面臨的問題。

一般來說，政策保險具備以下特點：

「政策保險除了能保障特定族群都能納保，更重要的是透過立法，要求特定族群強制投保，如此一來才有穩定的財源，讓制度永續運作下去。」彭金隆說。

彭金隆解釋，透過政策保險，強制身障人士購買，讓他負擔一定程度的保費，其他不足的部分則透過其他管道填補，例如說國庫或是有人捐助，成立一個專門的基金，彌補虧損。

儘管政策保險是由政府介入，來讓特定族群通通納保，但基本上還是用商業保險的方式去執行，為了讓保險公司有意承作，必須委託保險公司、以不負盈虧的方式進行，業者才有意願承作。

但從執行學生保險經驗來看，彭金隆認為，未來要以哪條法源為依據，讓身心障礙人士強制投保，是必然會面臨的問題。

政府除了要透過立法建立保險相關制度後，打造利於保險公司承作身障保險的環境後，若保險公司無法精準掌握身障者的發生率，基於成本考量，也很難設計出合適的保險商品。

「要提供身心障礙者專屬的保單，須以政策保險的方式來處理，但在此之前，政府得做好一些『基礎建設』，讓保險公司不卻步。」郝充仁說。

「身心障礙者的保險市場分歧，造成障礙的原因很多，違反保險最重要的大數法則。」郝充仁說。

郝充仁進一步解釋，要解決這個障礙，必須要先分類、進行市場區隔，可從規模最大、最容易分類的族群著手。可依障礙類別區分，先抓出人數最多的輕度障礙者，一來他們症狀最輕微，二來他們都還具有工作能力，是最有可能先規格化、商業化的族群；或從障礙原因分類，據統計，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與精神疾病都是重要原因。

郝充仁指出，做出區隔後，找出可優先規格化的族群，再運用衛福部的健保大數據，找出該族群適切的發生率，提供給保險公司，有了足夠的統計資料，才能精算出相關費率，讓保險公司易於操作，並減少設計保單、核保及理賠的成本，如此一來，才有可能打造出身心障礙者可負擔的保單。

總的來說，要解決身障者投保商業保險遇到的阻礙，應以政策保險方式處理，不僅以立法強制保障身障者的投保權，政府也要合理運用現有的統計資料，開放給保險公司，打好各項「基礎建設」，才可能改善目前身障者投保所遇到的障礙，郝充仁表示。

長期關心社會公益的永齡基金會暨鴻海科技集團創辦人郭台銘發現，身障者在投保時經常遭遇不友善的情形，不僅不利於身障者，更可能有損於其家庭。

為了不讓117萬名身障者及其家庭淪為保險孤兒。永齡慈善教育基金會執行長劉宥彤認為，可以由政府成立起始規模100億元的身心障礙保險基金，日後逐年編列預算撥補，並鼓勵民間捐助（參考法律扶助法模式）。

她進一步說明，促進納保的模式有兩種可以考慮，一種是直接成立專責保險公司，規劃專門的人身保險方案，以團保為基礎，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皆可納保。另一種則是訂定規範，鼓勵既有商業保險公司提出保險方案，部分保費由基金補貼，以使保險金額合理，成為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過去保險業用理賠機率計算，如今可以利用AI、大數據，來改變計算理賠率方式，並導入健康大產業，積極檢討身心障礙者的人身風險，以利規劃新型保險與調整既有保險方案的費率。」

劉宥彤認為，為蒐集身心障礙者承保及未承保統計資料，保發中心早已於2018年建置身心障礙者專屬資料庫，未來主管機關可以據此統計，敦促監督保險業者，致力提高身心障礙人士取得保險的件數與保險額度。

劉宥彤表示，永齡基金會的宗旨即是「我們認真並規模化投身於驅動社會向前的志業，希望化不可能為可能」。身心障礙人士保險，具有社會前進意義，並非絕無可能，我們將持續連結社會各議題組織，對第十屆立法院委員進行遊說溝通，推動立法，促成此一政策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