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手打造的恐怖二十七年 用過就丟—紅衛兵的悲劇

去不去學校都無所謂的文革時期

我的少年時代確實過得相當艱辛,但現在回想起來,從四歲到十二歲這段住在鄉下的歲月,卻是相當快樂。

那時候,我們最愛的就是騎馬打仗;村裡的孩子會成群結隊,和其他村莊的小孩打打鬧鬧,每天從早到晚打個不停。我因為個子矮小,理所當然做不了主將;但不是我自誇,因為我腦袋好,總是扮演軍師的角色,專門出一些幫忙打勝仗的點子。做軍師的話,也不會被其他人隨便欺負,畢竟背後有主將當靠山嘛!

不只如此,我還會把患者帶給中醫師祖父、充當診金的食物,公平分配給一起遊玩的夥伴,從而確保自己第二號人物的地位。至於學校嘛,去也好、不去也行,總之只要適當地露個臉就好了。沒辦法,畢竟那是文化大革命時代,上不上學其實都無所謂;要是老師強制把學生叫到學校,還會被認為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好一個「造反有理」的世界哪!

學校老師上課也是馬馬虎虎、得過且過,因此孩子們到了下午就開始呼朋引伴去騎馬打仗,或是建造自己的秘密基地;要是打仗打累了,就四處去找東西吃。我們最喜歡做的就是抓麻雀來吃。我們會在地面挖洞、放進米粒, 然後用瓦片覆蓋,再用小木棒支撐瓦片。

在木棒上綁一條繩子,等到麻雀鑽進洞裡啄食米粒的時候,拉動繩子,瓦片就會砰地掉下來。用這種方法,大概每天可以抓個十幾隻麻雀來烤。有時候,我們也會在田壟間抓泥鰍來吃。

當時小學教師的水準實在令人不敢恭維,他們大概都只有地方高中畢業, 程度更是跟小學生差不了多少。教教加減乘除還勉強過得去,若是要教物理和化學,那符合程度的人可是一個都沒有。

因此,我的教育基本上是由祖父一手包辦。祖父教了我很多成語和《論語》,這讓我的國語始終維持在一般水準之上,如今我能夠像這樣以文筆為生,全是拜祖父的教育所賜!

說句題外話,我的聲音相當洪亮。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是中國人說話聲量原本就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大;至於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我少年在農村生活,為了和田壟對面的人交談,不得已只能大聲說話,久而久之,我的聲音就變得更加洪亮了。

圖/Pixabay
圖/Pixabay
分享

利用約翰.藍儂遇刺事件的扭曲報導

矢板▽雖然或許有點自誇,不過我從孩童時代起就對國際政治很感興趣。一九七九年發生在伊朗的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伊朗占領美國駐伊大使館、挾持館員的事件)、以及一九八○年爆發的兩伊戰爭(伊拉克對伊朗發動侵略戰爭, 戰事打到一九八八年,持續了八年之久),在新聞媒體上都有相當大篇幅的報導,而年少的我也用關心的目光,注視著它們的發展。

儘管這些報導大部分都是偏頗扭曲的,但我還是很喜歡看這類電視新聞。這些報導的基本架構是:世界上充滿了邪惡的國家,美國更是最大的惡棍;不只如此,外國的情勢更是一天比一天糟糕。

雖然只是這樣的新聞,但現在回想起來,感覺就像好玩的遊戲一樣,讓人樂在其中。電視的話,我主要收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報紙則是《參考消息》。

說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就是一九八○年十二月八日約翰.藍儂在美國遇刺的時候,中央電視台做了僅僅一分鐘的新聞報導。報導的主旨是「連這麼有名的歌手都會被人殺害,美國的治安真的很差」,把它當成治安問題來傳播。

因為當時在中國沒有什麼人知道約翰.藍儂,所以他們才能用這種非常扭曲的形式,將這則新聞傳達給中國人。從這層意義上來看,當麥可.傑克森過世的時候,中國國內追悼的聲浪高聳入雲,跟約翰.藍儂遇刺時的狀況相比,簡直天差地別;從這個差異也能看出中國的巨大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對國際政治感興趣的人,自然就會浮現一種「中國愈來愈強,美國則是每況愈下」的感受。不只是我,像是習近平等共產黨菁英領導人,一定也都是在這種感受下培育出來的吧!

我回到日本以後,由於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內心也產生了相當大的轉變,但這些共產黨菁英卻一直沉浸在這樣的感受當中,完全沒有察覺到其中的扭曲與偏頗。

圖為文革批鬥的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圖為文革批鬥的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分享

石平▼說得沒錯!他們的世界觀到現在為止,基本上沒有任何改變。說得更精確一點,這是個相當有趣的批判—不只是習近平,這整個框架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改變。

被毛澤東用過就丟—紅衛兵的悲劇

石平▼中國有「知識青年」(知青)這樣一個詞彙,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大概會覺得這個詞就只是單純像字面上一樣,是「有知識的青年」的意思;但在中國,它其實具備了特別的含意。

這是當文化大革命造成社會大混亂、經濟嚴重破壞之後,因紅衛兵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而產生出來的詞彙。

文革過後,城市地區的失業問題相當嚴重,許多年輕人苦尋不到就業機會, 其中也包含了紅衛兵。對毛澤東而言,紅衛兵不過就是用來打倒劉少奇的工具罷了;等到利用殆盡之後,紅衛兵的存在就成了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眼中釘。結果,這些紅衛兵只能每天在城市裡無所事事,不知該做什麼好。

事情演變成這樣,他們當然也找不到工作,共產黨便打算把他們全部趕到農村去,這就是所謂的「下放」。共產黨很厲害的,他們絕對不會說自己要趕人,而是下命令:「你們要暫時前往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

說到底,在共產黨理論中,農民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比起知識分子,他們更樂於讚頌農民、捧高農民的地位。知識分子是腦袋裡裝滿了反動思想的毒草,只有跟農民、勞工並肩奮鬥,才是值得稱讚的高尚行為。

這些從城市中過剩而溢出的青年就被稱為「知青」,他們在高中畢業後幾乎都會被丟進農村,就這樣持續了八年之久。

文革時期的新聞報導只被允許拍攝激情、正向的革命場景,批鬥情況多半只以文字呈現,所以李振盛所拍攝的批鬥場景就成了不會被允許刊登的「負面影像」。(李振盛攝,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提供)
文革時期的新聞報導只被允許拍攝激情、正向的革命場景,批鬥情況多半只以文字呈現,所以李振盛所拍攝的批鬥場景就成了不會被允許刊登的「負面影像」。(李振盛攝,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提供)
分享

矢板▽誠然如此。我認識的人從一九六八、六九年左右開始下放,到七六年為止一共持續了十年;下放的場所愈來愈靠近城市,最後是在北京近郊。

石平▼最初這些知青都是配屬給人民公社,再從公社派遣到農村。可是對農民而言, 這些從城市來的傢伙什麼都不會,只會礙手礙腳;畢竟,他們對農作可是一竅不通啊!

另一方面,被下放的紅衛兵自己也是苦不堪言,他們從城市被趕到鄉下農村,一夕之間失去了所有前途。留在城市裡的父母眼見這種景象,無論如何都要把他們從農村救出來,於是便想盡辦法,對人民公社的幹部或地方幹部行賄。我也是在這時候才第一次聽到「賄賂」這個字眼。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被下放時的激烈對峙

矢板▽在這裡我要補充一下:據估計,大概有兩千多萬的「知識青年」被下放到農村;到了一九七七年,他們終於在鄧小平的一聲令下回到城市,但是返鄉仍然有先後順序之別。大家都想早一點回去,要是不早點回去,萬一哪天政策又改變,搞不好就回不去了。於是,大家為了早點獲得返鄉許可,紛紛向有決定權的幹部行賄。

我曾經從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二○一七年過世的劉曉波先生那裡,親耳聽聞關於賄賂的故事。劉曉波也是被下放的知青一員,當時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王毅外交部長也同樣都在下放行列中。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歐新社資料照片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歐新社資料照片
分享

劉曉波被下放到吉林省的農村,當他最後要回到城市時,必須要有村裡的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就是村長的簽名才行。只要村長簽名放行,他馬上就可以完成手續,回到城市;於是劉曉波到處向親戚借錢,還把當時價值兩百塊的手錶贈送給村長。

故事就從這裡開始急轉直下— 當村長簽了名之後,劉曉波把所有行李裝上馬車,差不多可以動身離開村莊了;接著,他卻跳下馬車,再次來到村長家門前。

劉曉波拿起一把斧頭, 走進村長家裡,把斧頭擺在村長面前,逼迫對方說:

「你現在有三條路可以選。第一,用這把斧頭砍死我;第二,被我用這把斧頭砍死;第三,把我的手錶還給我。」

等村長把手錶還回來之後,劉曉波才搭上馬車回到城市。這支手錶既不能換錢,也不能幫他把四處借的錢要回來;從這點來看,劉曉波真是拚了性命,不得不讓人感佩他的氣魄驚人。

看更多 八旗文化 《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

圖、文/八旗文化《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
圖、文/八旗文化《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
分享

延伸閱讀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