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驚世政治大案中的皇權 看雍正帝如何處理年羹堯案

政治大案中的皇權

清代處理政治類案件,可以分為君權強盛與衰弱兩種情況,其形式頗為不同。

強盛者以雍正帝處理年羹堯案為例。從公開的處理過程上看,皇帝先因為年羹堯上奏書寫錯誤,枉參屬官等「公罪」將其交吏部議處,並由大將軍、川陝總督調任杭州將軍。此後內外大臣交章彈劾,皇帝一面將這些章奏發給他本人,令他「明白回奏」,一面派欽差大臣到章奏中提到的事發地去調查真相。在足夠多的問題被揭發出來後,將其逐步革職、革爵,最後提拿進京,交刑部看押。九卿大臣與刑部會審後,由刑部主稿具題,定其九十二款大罪。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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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在羅列了各款罪狀及簡要情節後,共引《大清律》十三條,根據清律「二(多)罪俱發從重論」的原則,依照最重的大逆罪,請求將其本人明正典刑,其父、兄弟、子孫、伯叔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俱按律斬;十五歲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及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正犯財產入官。雍正帝批復九卿題本,念其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極刑,令其自裁;其子年富立斬;其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廣西、雲貴地區煙瘴之地充軍,不足十五歲的子孫到十五歲以後陸續發遣;其父、兄、妻、女寬免。

公開的問刑程序從雍正三年九月將年羹堯革職拿問開始,到同年十二月以其自盡告終,歷時不過三個月。

而在暗地裡,雍正帝從上一年的十一月起,就開始表現出對年羹堯的不滿,並在給各地文武大臣的朱批中透露風聲,表達「近者年羹堯奏對事件,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示意他們與年氏斷交;又利用奏摺詢問與年羹堯有工作關係或故舊交情的大臣,「年羹堯何如人也,就你所知據實奏來」,示意他們檢舉年氏的罪過。

且不斷對年氏的輕微過錯進行公開批評,如將年氏題本中誤寫「朝乾夕惕」為「夕陽朝乾」一事,拔高到他不承認皇帝具有「朝乾夕惕」的品德,並隨即意味深長地表示:「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

與此同時,雍正帝對西北地方的駐防將軍、督撫、提鎮進行調動,任命表面與年氏有舊交而實係皇帝親信的大臣接管西北幾省軍事、財政、人事大權,並著手調查年氏在經營川陝期間的問題。身在西安的年羹堯被徹底孤立而不自知,一紙調任杭州的命令下,只能拱手交出兵權。在這一系列明示、暗示之下,內外大臣漸漸看清風向,紛紛在密摺中撇清自己與年氏的關係,揭發其罪行。

後來刑部所定的九十二款大罪,皆出於此。

雍正三年七月,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合詞奏請將年羹堯誅戮以彰國法。雍正帝稱之為「在廷公論」,但對此建議仍然不置可否,而命內閣下旨詢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的意見,要求他們公開具題,表達對年案的態度。這一系列人事、軍事、輿論的準備工作目標明確,按部就班,前後花費了近一年時間。

在此基礎之上,三個月的問刑程序,最終情罪確鑿、引律分明的爰書章奏,以及皇帝恩自上出的裁決,都顯得順其自然、合乎制度。

只調動官僚系統而避免使用軍事手段,通過毫無瑕疵的法律程序體現君主的個人意志,制服一個手握重兵、控制四省、身兼功臣與外戚雙重身分的權臣,這種高難度工作,即便在皇權極盛的清王朝,也只能由雍正帝這樣權謀精湛的帝王完成,是特例而非常態。在此過程中,刑部的作用僅限於配合皇帝完成刑審程序。

蔣欣飾演的「華妃」年羹堯之妹。圖/中天提供
蔣欣飾演的「華妃」年羹堯之妹。圖/中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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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案主審司官唐紹祖的傳記稱:「先生借補刑曹郎,推勘年、汪兩案,悉當上意。」尤見其辦案之功不在依律以定爰書,而在「悉當上意」。

可以與此相對比的是同治年間的何桂清案。辛酉政變以後,由於皇帝年歲幼小,形成了太后垂簾、親王輔政的政治格局。在這種格局下,太后受到文化程度、性別限制等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只履行對重大政務的決策權,對重大政務的辦理過程及一般刑錢庶務,都缺乏直接參與的能力。至於輔政的恭親王,名分所限,在上有太后牽制,對下也不能擁有皇帝一樣的控制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官僚集團的力量開始壯大起來,面對關係到政治鬥爭的大案,其局面與雍正年間絕然不同。

咸豐十年五月太平軍攻陷常州前,在常州督師的兩江總督何桂清不顧當地紳民懇求,執意棄城逃命,致使蘇、常、松、泰各府州縣全面淪陷。同治元年四月,由兩江地方官庇護了兩年的何桂清被押解京師交刑部審理。何桂清是雲南昆明人,在如何處理何桂清的問題上,北京官場分為兩派意見。

一派是對何恨之入骨的江蘇籍京官,多主立決;一派是與何有私交,特別是「同隸邊籍」,即來自於邊遠省份的官員,聯合要求緩決。是時,刑部堂官派出主審此案的總辦秋審處郎中余光倬正是常州武進人。余光倬認為,按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律,本應擬斬監候,但何桂清身係一品大員,棄城逃避,致令全域潰散,且革職之後藉故逗留兩年不赴部,忍辱偷生、罔顧法紀,應該從重擬以斬決。

奏疏上達後,有旨命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以大學士桂良為首的大部分官員同意依刑部所議,將何桂清比照「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固守而失陷城寨者,斬監候」律,從重擬以斬立決。「保何」一派的大學士祁寯藻、兵部尚書萬青藜、順天府尹石贊清、內閣侍讀學士王拯等十七人則聯名上奏,力救何桂清不死。戶部侍郎董恂、左副都御史志和等十二位大臣藉口與何桂清或曾係同僚,或為師生,回避不肯列名,意見模稜,也偏向於保全。

「保何」派中大學士祁寯藻的奏摺尤其厲害。他援引嘉慶帝「引律斷獄,不得於律外又稱『不足蔽辜』及『從重』等字樣」的諭旨,稱「何桂清應得罪名既有斬監候專條,自應按律問擬以持刑罰之平,何得任意出入,於律外複加從重字樣,以致執法失中,隱釀刻深之弊」。侍讀學士王拯更直指主審餘光倬是辛酉政變期間被賜死的載垣、端華、肅順之餘黨,一貫苛刻鍛煉、故入人罪。希圖借此激起太后對八大臣的舊恨而罷免餘氏。

因為當年有改元之喜,按例秋審停勾。在「殺何」派官員看來,如果不將何桂清擬為立決,難免夜長夢多,遂連章駁斥「保何」派大臣的意見。

軍機章京張德容就犀利指出,祁寯藻對嘉慶帝諭旨斷章取義。嘉慶帝雖然有法司斷罪不得有「從重」字樣,但僅指尋常罪行而言,罪情特別重大者不在此列,且道光二十二年辦理提督余步雲失守鎮海而逃,其罪名亦係從重問擬。彼時祁寯藻亦係在廷會議大臣,何以不聞有言?又責王拯誣衊餘光倬為載垣、端華之黨,是啟詰告誣陷之端,立門戶之風。

為了平衡兩方意見,既顯示新朝仁慈,與肅順執政時期的嚴厲相區別,又免得「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動搖前線人心,太后和恭王最終決定將何桂清依「保何」派意見擬為斬監候,但突破秋審停勾的限制,將何桂清於當年秋後處決。主審此案的餘光倬一年後又被科道指名參奏,稱其在部內專橫跋扈、聲名狼藉。經大學士會同都察院調查,雖然所參款目都不能坐實,但都察院仍以「該員屢登白簡,其動招物議,必非無因」這一莫須有罪名,建議將餘光倬京察一等及御史記名之處均行撤銷。朝廷明知道餘氏是被打擊報復,仍然批以「依議」,安撫「保何」派之心。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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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案與年羹堯案對比可以發現,此時的皇權已經全然不能主導、控制政治大案的進程與結果,但尚能做到對官僚集團內的不同力量形成制衡。各方分別利用法律程序,最終實現一個都可以接受的妥協結果。

看更多 麥田 《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

圖、文/麥田 《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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