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爭取減少工時運動全球開展

自動化可以減少工作並增進生活

停止工作,這樣我們就可以打造會吃富豪的機器人

在墨爾本大學舊法學院(old law quadrangle)的基座上有塊牌匾。學院建於一八五四年,這塊牌匾設立於兩年之後,紀念當時石匠的歷史性罷工。石匠拋下工具前往議會,抗議承包商不守約定,無視雙方協商好的工作時數。經過調查之後,政府正式裁定,同意石匠每日工時八小時的要求,自此開始,該辦法逐漸推行至其他產業。

這塊牌匾並不引人注目,而石匠的要求從今日標準看來,也很難稱得上基進。但這可是全世界對於挑戰資方勢力所發起的運動中,第一個制度性的認可,這股運動為我們帶來了週休假期以及每日工時八小時的制度。歷史學者彼得.勒福(Peter Love)寫道:「此事件是某地區全境針對整體產業與主要場所建立官方認定標準的最早案例之一。所有主要參與者都深深體會此結果的重要意義,並舉辦了一場慶祝晚宴。」這場晚宴標誌了勞工階級慶祝每日工時八小時傳統的開端,最後則演變成人們所知的五一勞動節(May Day)。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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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半球,「拋下工具」 的活動實際上與橫跨全球的降低工時運動相關聯。此事之濫觴是英格蘭的童工工時減少運動,通過於一八一九年的《棉紡織廠法案》(Cotton Mills Act)禁止九歲以下孩童在紡織廠工作、十六歲以下少年每日工時限制在十二小時以內。

由此,為所有工人爭取減少工時的運動在全球開展。

美國費城在一八三五年爆發大罷工,贏得每日工時十小時的條件。十多年後,一八四七年的英格蘭《工廠法》(Factories Act)規定女性及兒童每日工時上限為十小時。跟隨墨爾本工人一八五四年事件的腳步,爭取每日工時八小時的運動方興未艾,五一勞動節—最早自一八七一年起—便標誌著一場法律保障每日工時八小時的週年性國際呼籲。

每日工時八小時運動在全球工人之間益發熱門,這是人類史上最成功的社會進步運動之一。其精神是國際性的,吸引數大洲、數百萬人的支持,而其訴求最終在許多國家達成立法。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說,這都是名垂靑史的成就。

從許多層面來說,那些為限制工時奮鬥的工人所搏鬥之課題,與當今社會所面臨的類似。十九世紀的工業化使得工作日轉變成前所未見的疾速型態。從前的勞動規律受到自然條件等限制,例如季節、天氣、日光;但工業化的機械可以不斷運轉,這意味著工作日的限制是由人類體能所定,一日工作結束是因為工人體力耗盡,彷彿人就只是個經濟單位而已。

一九○二年,經濟史學者法蘭克.麥柯維(Frank McVey)下筆反省自己對每日工時八小時的支持,他描述了以下處境:「這麼多年來,人體的耐力竟然是勞動工作的唯一限制因素。工業化機械的組織目標就是為了生產及其利潤,在此概念下,工人被視為機械系統的一部分,而不被當作社會的一份子。」

描述關於工業革命對勞工施加的恐怖景況,最著名的應當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五年的著作《英格蘭工人階級的狀況》(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在作品中,恩格斯主張,工業化造成的經濟驅力及健康影響讓工人的狀況更惡化,雖然社會比起一、兩代之前生產力確實提高,科技也進步了。

恩格斯是這麼寫的:「今日社會對待廣大窮人的作法令人作嘔。在這種處境下,下層階級的人如何可能健康長壽?除了死亡率提升、不斷的流行病、持續惡化的工人健康之外,你還能期待什麼?」

未來世界對於恩格斯的觀念有所迴響:數位科技的發展與工人的辛苦處境密切相關。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迅速發展,意味著工作已與其「時空條件限制」相分離。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人們幾乎一直在工作:在辦公室、在路上或在家裡,持續與裝置連線。至於其他勞工,計件經濟(piecework economy)則造就了不穩定的短期零工與長期憂慮。

這股趨勢與日益增加的經濟不平等同時發生。當前多數國家的財富不均情況是近三十年來最嚴重,像美國這種(年)收入不均的情況更是令人憎恨:全國收入前一○%高的家庭擁有全國二八%的收入。不過,至少這與其他國家的情況相去不遠。另一方面,財產不均(總資產減去負債)的傷害或麻煩是更大的:全國財產前一○%高的家庭擁有七六%的財富。

耐人尋味的是,健康指數也在降低:平均預期壽命的年齡停滯,美國與英國還有部分區段人口正在流失中。中年白人死亡率則在提高,原因包括自殺與藥物濫用情形的增加。該現象之所以重要,在於此種趨勢跟其他年齡層及其他種族完全相反,也迥異於其他富裕國家的對應族群。雖然此種趨勢並沒有明確的原因,但看來跟生理痛楚、經濟困苦、精神疾病的作用有關。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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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例如中國這個享有數位硬體製造業「獅子那一份」(lion’s share)的地方,當中數百萬人的工作處境或許是最切合恩格斯論點的現代版本。這些人在工廠裡工作,工廠環境殘酷、甚至致命;生產活動是全天候的,生產速度有違人性,勞工薪資低廉,而爆炸死亡事故頻仍。邱林川(Jack Qiu)所提出的案例令人驚異,如富士康(Foxconn)所管理的這類工廠型態宛如奴隸制度。

每座工廠像是個獨立王國,私人警衛對工人暴力相向的例子普遍發生,工人卻無法向公權力求助。

工人離職需要面對龐大官僚式作業的阻礙,還要冒著喪失未領工資的風險。在二○一○年,上述情況釀成所謂的「富士康自殺快車」:五個月內有十五名工人企圖跳樓自殺,公司甚至還為此架設了臭名昭彰的「自殺安全網」。

數位科技的生產線問題其實在更早以前便已浮現,如剛果民主共和國與印尼的悽慘傳聞:這些國家是硬體製造原料如稀土或錫礦的產地。為了獲取這些商品,男人、女人、兒童在奴隸般的條件下從事礦工,往往會爆發衝突。諸多硬體產品的計畫性報廢(planned obsolescence),往往讓這些工人的犧牲及對環境造成的負面衝擊顯得悲慘且多餘。

看更多 台灣商務 《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回溯歷史關鍵,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

圖、文/台灣商務 《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回溯歷史關鍵,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
圖、文/台灣商務 《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回溯歷史關鍵,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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