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證詞:黛安娜王妃死亡時是否有孕在身?

是真相還是掩蓋真相?

我們在懸案方面十分成功,加上我們順利交付「例行」工作,因此被託付的調查愈來愈敏感。這些年來,處理過許多知名的案件,其中有些案件的科學調查完全由我們包辦。另一些案件只委託檢視特定的部分。黛安娜王妃死後一段時間,我們參與的一個調查就是這種情形。

黛安娜王妃和她的同行者多迪.法耶茲(Dodi al-Fayed)與司機亨利.保羅(Henri Paul),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死於巴黎的一場車禍。王妃的保鑣崔佛.李瓊斯(Trevor Rees-Jones)也身受重傷。二○○四年,也就是事發的七年後,大都會警局局長約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爵士受王室驗屍官(Coroner of the Queen’s Household)和薩里郡(County of Surrey)所託,調查車禍相關的一些事項。驗屍官特別想知道的是,是否有證據證明多迪的父親穆罕默德.法耶茲(Mohamed Al-Fayed)與其律師團指控的英國政府高層謀殺陰謀。

黛安娜王妃雖去世多年,依舊讓粉絲難忘。圖/路透資料照片
黛安娜王妃雖去世多年,依舊讓粉絲難忘。圖/路透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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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龐大調查被稱為「佩吉特行動」(Operation Paget)。除了偵訊超過三百名證人,執行了五百次行動,此行動也取得超過六百件物證供檢驗分析,而且是有史來最全面的意外現場重建。

我們受託幫忙澄清三個面向:

(一)黛安娜王妃死亡時是否有孕在身?

(二)認為來自保羅的血液樣本中,酒精濃度超出英國合法駕駛的酒精濃度上限一倍,這個樣本是否確實屬於他?

(三)黛安娜王妃與同行者乘坐那輛賓士的車禍,是否能合理排除媒體攝影師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anson)那輛淡色飛雅特牽涉其中?

安德森的妻子宣稱,事發當晚她丈夫和她在二百七十四公里外。三年後,安德森自殺了。雖然安德森死後,他的辦公室遭到「可疑」闖入,但只有幾樣器材遭竊。

黛安娜王妃疑似有孕的鑑識調查,是由大衛.考恩(David Cowan)教授主導,他當時是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鑑識科學與藥物監控學系(Department of Forensic Science and Drug Monitoring)主任。工作分為兩大部分。第一是確認由黛安娜王妃採取的血液樣本,是否含有任何懷孕荷爾蒙─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第二部分是尋找是否有證據證明她可能在服用避孕藥。

黛安娜王妃在車禍後接受輸血,使得懷孕檢驗更棘手。因此最適合檢驗的樣本,是車裡她坐位下擱腳處地毯取得的一些血液。

考恩的團隊表現傑出,發展出適用於凝固血液的懷孕檢測;我們在先前無關聯的研究中,從孕婦身上採取一系列樣本,當作較久的血液樣本控制組。也萃取黛安娜王妃胃部內容物的樣本,檢驗避孕藥的殘留物。

最後,以上所有檢測的結果都是陰性。這表示黛安娜王妃過世時非常可能沒有懷孕,而且沒有在服用避孕藥。依據史蒂文斯爵士的說法,這結果符合她家人、朋友的證詞─看不出她懷孕的跡象。

至於應該來自保羅的血液樣本,我們用DNA檢測確認那確實是他的血。所以並未像謠傳的,是用別人的樣本調包。因此保羅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必定和報告中相同。

最後,我們拿相撞汽車轉移到賓士車上的淺色漆抹痕和保險桿材質做檢驗。結果顯示,該輛汽車可能是一輛飛雅特的Uno,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就是安德森的那輛。一個問題是,現場在保留撞車相關證據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不論是另一輛車,或是隧道壁。

調查也檢視了一些其他的說法,包括主張法耶茲和黛安娜王妃訂婚的說法。史蒂文斯爵士(這是當時的頭銜)看過所有結果之後,在二○○六年十二月和他的團隊提出了一份報告。他們的結論是,雖然高層被指控犯下惡行或掩蓋真相,但沒有證據支持這種指控。

圖/路透社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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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處理過的另一個敏感案件,和前武檢人員與伊拉克的一個聯合國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ssion)有關。

大衛.凱利(David Kelly)原本是為英國國防部工作,二○○三年BBC發布一份有爭議的伊克拉報告,指稱他為消息來源,從此被推進聚光燈下。報告的焦點是挑戰英國政府的主張─伊拉克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能在四十五分鐘之內部署完畢。二○○三年三月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據稱出自凱利博士的評論成了頭條新聞後,一個外交事務專責委員會(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審訊了他。兩天後,他被人發現陳屍於牛津郡家附近的一處樹林裡。由於當時事態敏感,凱利之死恐怕免不了令人懷疑高層有不法活動與陰謀,就像黛安娜王妃當時那樣。

我們受託調查此案時得到的資訊是,凱利博士在二○○三年七月十七日下午離開家中去散步。他一直患有憂鬱症。所以那晚他妻子報告他失蹤,非常情有可原。 隔天早上,在蕁麻和懸鉤子的下層灌木中發現了凱利博士的屍體,犯罪現場調查員在屍體上方和周圍區域架設了一個帳篷,以免天候影響。屍體旁發現一把刀,以及一瓶水、一包強力止痛劑,止痛劑中含有右旋普帕西芬(dextropropoxyphene)和乙醯胺酚的傳統配方。

泰晤士谷警局委託我們參與調查。葛林勘察犯罪現場,然後檢查那裡取得的衣物和其他多項證物上的血跡形態和破損等等。而亞倫得到總部的病理學家尼克.杭特(Nick Hunt)博士由屍體取得的樣本後,負責提供毒理學分析。 杭特在現場檢查屍體時,注意到屍體的左手和手腕染滿了血。

後續驗屍時,杭特發現沒有證據顯示凱利博士死前受到持續、激烈的攻擊,或曾經被人用其他方式拖行或移動到發現屍體的地方。他發現左腕下側有些深深的割痕,割痕切斷了幾條血管,包括尺動脈。杭特解釋道,這是自殘的典型模式。

病理學報告的結論是,手腕上的傷是凱利博士的主要死因,此外他也服下大量止痛劑,一些不曾診斷出的潛在心臟疾病也有些影響。

葛林在一些關鍵證物上的血跡狀態和分布狀況得到的結果,支持了病理學報告的結論。那樣的血跡形態是典型的動脈血跡,顯示凱利博士受傷處就是他屍體尋獲的地方。

警方交由我們在實驗室檢驗的證物中,有些從凱利博士屍體和手機取得的拭子、一些指甲屑和毛髮,及現場找到的手表、水瓶和刀子。此外凱利博士書房裡的一台相機和一些攪碎的紙張,由檔案證據有限公司(Document Evidence Ltd.)進行重建。

亞倫在屍體採取的樣本中發現濃度較高的右旋普帕西芬,在胃內容物中找到一些未溶解的藥丸,水瓶口周圍則有微量的乙醯胺酚。這一切都符合凱利博士吞進一些藥丸、用水瓶裡的水嚥下的情形。

從現場取得的衣物和其他證物上的血跡狀態與分布,也能推斷出其他一些事。例如凱利博士手腕上大約十一道割傷,很可能是染血的刀造成。凱利博士在過程中脫下手表。血從他受傷的手腕噴到衣物和周圍的表面上。此外,凱利博士受傷之後,跪到他自己的一灘血中,喝了水瓶裡的水。

現場發現的強力止痛劑右旋丙氧酚(Co-proxamol)的泡殼包裝上沒有血跡。不過一個包裝上有可能來自凱利博士的DNA,顯示他受傷前動過包裝。

經過一系列的詳盡檢驗和調查,結論是有強力的證據顯示,現場所有的血都來自凱利博士,只有他喝過水瓶裡的水。此外,雖然不能絕對排除凱利博士死於他人之手的說法,但證據並不支持。

有鑑於此案的敏感性,發現屍體後,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立刻委託調查這樁死亡案件。二○○四年一月發布的報告中,赫頓(Hutton)勳爵判斷凱利博士割腕自殺。為了不讓家人受到更多折磨,赫頓勳爵要求將病理學和毒理物學報告在七十年內設為機密。

但由於死亡事件仍然疑雲重重,那些報告最後仍在二○一○年公開。結果即使是這些報告也無法減輕大眾的懷疑,因此檢察總長多明尼克.格里夫(Dominic Grieve)接受請願,重啟調查。

檢查所有證據(包括確認我們的毒理學分析與結論)之後,格里夫判定,有壓倒性的強力證據證實凱利博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報告也指出,赫頓勳爵調查實際的作用是死因調查,而沒有證據顯示凱利博士是遭謀殺,或有任何陰謀或掩蓋事實的情事。

我們身為鑑識科學家,體認到事情看起來不合理時,能挑戰當局和他們仰賴的專家的重要性。但也體認到,考慮全局、不只著眼於個別面向有多重要,否則最後可能會誤導人,產生不必要的疑慮。對科學家而言,上述這兩案看起來都很牢靠。然而,陰謀論者的疑慮之難平息,實在惡名昭彰,我能理解科學證據可能無法消減懷疑。

看更多 馬可孛羅 《沉默證詞:血跡型態、DNA鑑定、數位鑑識,一位鑑識科學家的破案實錄》

圖、文/馬可孛羅 《沉默證詞:血跡型態、DNA鑑定、數位鑑識,一位鑑識科學家的破案實錄》
圖、文/馬可孛羅 《沉默證詞:血跡型態、DNA鑑定、數位鑑識,一位鑑識科學家的破案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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