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機構如何竊取個資、破壞民主?現代人的數位隱私危機

上TED的那一刻:他的頭安在機器人身上

在TED三十周年研討會上,沒有肉體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忽然現身,震撼了群聚在現場的科技業巨頭們。一個仔細裁切過的史諾登臉部影像,被放映在一個小螢幕上,這個小螢幕則貼在一個能行走的「網真」(telepresence) 機器人上。但是,並不是這種科技巫術讓現場滿座的一千二百位來賓大呼驚訝,而是他們事前完全不知道,付了七千五百美元,坐在普通座位區,竟然能聽到讓當今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蒙羞的間諜現身說法。

安德森之前是新聞從業人員,他的非營利基金會種子基金會(Sapling Foundation)在二○○一年接管TED。

在花了數個月的時間,努力完成全世界最知名(或最聲名狼藉,端視你的角度)告密者的虛擬外觀後,安德森看到史諾登的臉時,一定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頭。安德森事前先找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的一個人幫忙,而史諾登也花了點心思學習如何使用這部機器。這部機器讓他可以聽、可以看,還能投射他的影像與聲音,甚至還能啟動「聚會模式」,以開啟更多環繞麥克風,而進行這些訓練的場所就在ACLU的紐約辦公室。

當史諾登第一次能掌控這部機器時,安德森告訴新聞部落格Mashable的威爾斯(Amanda Wills):「他讓機器人走到窗邊看自由女神像。」

現在,這個受過牛津教育的安德森,以一身極具個人風格的輕鬆穿著,身著藍色格子長袖襯衫、黑色長褲,沒打領帶,對著觀眾正式宣佈此刻要探討的主題:「公民權利與網路的未來」。這些人都知道史諾登批露政府監控個資的恐怖事實,也知道其他人正威脅到網路文化中的消費者信心,最終將影響到在網網相連的世界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跨國公司其優異的獲利能力。

安德森發了一則推特訊息:「你永遠不會知道在TED會遇見誰。」並附上谷歌共同創辦人布林(Sergey Brin)的照片,布林的手臂還環抱著這部機器。

史諾登的壓力也不小,他能成功自國家安全體制叛逃,其實受益於他已經揭露的政府單位合約,而這些合約可能會轉而流到這些看似支持的群眾手中。

谷歌的布林就是這樣的情形,他看起來似乎很高興能和史諾登有個人的接觸機會,但他也知道,他自己與國安局和其他情報機關的關係已經開始被質疑。谷歌、微軟(Microsoft)、蘋果(Apple)、雅虎(Yahoo)與臉書(Facebook)等最高主管,在採訪與社群媒體貼文以及聯合聲明中,都對國安局侵犯他們的消費者資料而表達憤怒,但他們心知肚明,跟國安單位的關係其實比表面上的嫌棄更緊密。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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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之後,安德森透過視頻技術採訪了另一位TED來賓,國安局副局長萊傑特(Richard Ledgett)。在史諾登確定現身之前,安德森其實邀請了國安局參加這場研討會,但國安局拒絕參加,直到史諾登與他的機器人現身之後才答應,很顯然此舉震驚了國安局。

我們不知道他會在這裡出現。你們這群人實在太厲害了,可以安排這樣的場合,實在令大家驚訝。」萊傑特冷冷地回應了安德森。

雖然這段話說得還算友善,但他對史諾登卻沒說一句好話。他認為,「把史諾登視為告密者,事實上是傷害了合法的告發活動。」但是,他在沒有詳細說明下也坦承,「我們必須更透明」,但不是對「壞人」更透明。 他也承認,國安局連帶讓美國科技公司名譽受損。

那麼,史諾登揭露政府與企業合作進行大規模的隱私破壞行動,國安局首腦的主要辯詞是什麼?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在做。」

「企業和我們的處境一樣艱難。我們強迫企業提供資料,就像這世界的其他國家做的事一樣。」萊傑特說,「每一個工業國家都有某種強迫企業提供資訊的合法攔截計畫,而且企業也多半會配合計畫,就像俄羅斯、英國、中國、印度或法國,你可以隨便說一個國家,都是這樣。這些洩密行為被廣泛描述為『你不能信任A公司,因為他們可能會威脅到你的隱私』,但這種說法只對世界上那些與這類國家打交道的公司才成立。」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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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後,谷歌的另一位共同創辦人佩吉(Larry Page)接受羅斯(Charlie Rose)採訪,試圖努力擺脫他與同事面對的責難。

「對我而言,政府祕密進行這些勾當卻沒告訴我們,真的很令人氣餒,」佩吉說,「如果我們必須保護你,以及我們的使用者,讓我們從未討論過的資料免於受到政府的侵犯,那我認為,我們也就不會有民主了。」

佩吉認為,政府從谷歌與其他公司取得資料的方法,實在很不智,「政府祕密從事這些行為,事實上對自己造成很大的傷害。」他說,「我們必須對這個做法公開辯論,否則我們就不會有一個機能完善的民主。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政府的行動到底有多隱密?谷歌與其他科技集團,真的可以誠實地宣稱自己很意外嗎?

究竟誰知道什麼,以及何時浮出檯面的問題,六個星期之後揭曉了。曾經和史諾機器人看起來親密互動的布林,將出現在媒體報告中,因為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General Keith Alexander)寄了一封耐人尋味的信函,對像是谷歌總裁舒密特。

半島電視台美國頻道的利奧波德(Jason Leopold),根據《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提出要求,這封信才得以解密。寫這封信的時間是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這是一封邀請函,邀請舒密特參加一場高度機密的合作會議,各方與會代表包括國防部(Defense Department)、國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與國安局,以及十八位美國公司總裁。

在這封信中,這項合作行動被描述為「長期安全框架(Enduring Security Framework, ESF)工作,也就是在重要的(通常也是機密的)安全議題上,將協調政府與企業的行動。」 這封信邀請舒密特出席會議,因為谷歌創辦人「布林已經出席過先前的會議,但是無法參加這次預定的會議。」舒密特也很遺憾,因為他在這場簡報進行時,人並不在城裡。

國安局把谷歌與其他公司當成工具,讓美國軍方方便做事。

根據國土安全部,「國防工業基礎部門是遍布全球的工業綜合體,不只研發,還設計、生產、運送,並維護軍事武器系統、次系統與零件功能,以達到美國軍方的要求……國防工業基礎公司包括國內外的企業,在很多國家也有生產基地與資產。這個部門提供產品與服務,對於動員、部署與支撐軍事行動,實在不可或缺。」

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在郵件中提到布林時,稱他為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關鍵成員」,這實在是太有啟發意義了。

關於這個國防工業基礎,美國前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的告別演說上,曾經警告美國:

最近數十年的科技革命是造成工業軍事情勢巨變的主因。在這場革命中,研究已經成為核心工作,同時也變得更制式、更複雜,也更昂貴。在聯邦政府的指示下,已經穩定增加比例。今天,單打獨鬥的發明家在自己的店裡胡搞瞎搞,已經因為實驗室裡的科學家與實地測試的任務而相形失色。

同樣的,自由的大學,傳統上是自由點子與科學發現的源頭,也已經體驗到研究的革命性變化。部分原因是因為牽涉到的金額太龐大,因此,政府的合約實際上已經變成一種追求知識好奇心的替代品。每一個舊黑板上,現在都換上了數百個新電腦。聯邦政府雇用的學者、計畫的配置與金錢的力量,前所未有地主導著未來,也很嚴肅地被看待。

然而,就科學研究與發現而言,我們應該也必須警覺一種相對的危險,也就是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會成為科學技術菁英的囊中物。

即使我們能從布林與其他谷歌領導人的各種採訪與聲明中,嗅出一點什麼,但還是無法相當肯定,在軍事工業綜合體中,他們的參與到底承擔了哪些工作。他們扮演的角色是首腦,還是尾巴,或者是完全獨立的怪物?

事實上,藉由聰明承接在電腦革命之後大量出現的軍方資助計畫,這些公司在股票市場與大眾知名度上都衝到巔峰。

在艾森豪總統任內,網路本身一開始就是一項軍方資助的計畫,軍方的技術合約也流向灣區的大學,因而打造出矽谷的基礎建設。這些新崛起的科技巨人,雖然很多人都相當年輕,但真的會天真到以為,他們可以真的可以與艾森豪激動描述的龐然大物劃清界線,獨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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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好優文化《隱私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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