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的包容之地

一八四〇年後,貝魯特就像亞歷山卓一樣變化快速。一八四二年,貝魯特成為西頓行省的省會。易卜拉欣帕夏成立的市議會持續運作。一八四六年,根據法國領事的說法,此地有九千名基督徒、九千名穆斯林、八百五十位德魯茲人與兩百五十位猶太人。

一八四七年貝魯特成立文化科學協會。一八五一年,一位名為查爾斯.馮.德.威爾德(Charles van de Velde)的傳教士看到來自泰爾與西頓的船隻「帶著取自遺跡的建築材料……天天到港」,貝魯特本身的遺跡已經取用殆盡。

卡萊爾侯爵(Earl of Carlisle)稱其為「鄂圖曼帝國我所見過的地區中,唯一展現出正面發展真正跡象的地方」。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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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牆外的卡農廣場(Place des Canons)上,開始出現歐洲車輛。教育是貝魯特興起的關鍵。天主教修會意識到未來屬於能夠提供最佳教育者,因此諸如男性的聖方濟各會、方濟加布遣會、遣使會(Lazarist)、耶穌會與基督學校修士會(Frères des Ecoles Chrétiennes),以及諸多女性修會,如錫安聖母會(Notre-Dame de Sion)、拿撒勒聖母會(Notre Dame de Nazareth)、貝桑松姐妹會(Soeurs de Besançon)、聖約瑟姐妹會(Soeurs de Saint-Joseph)與慈善修女會(Filles de la Charité)都成立學校。

教學以法語進行。不論故鄉法國政府對天主教會的政策為何,總是保護補助天主教團的海外工作,這是傳布法國文化光榮的最有效管道,反教權主張則不會對外輸出。此外,新教徒也成立了美國女子學校與英國敘利亞盲人學校(黎凡特地區的第一所盲人學校),希臘正教徒成立民族學院(National College),希臘天主教徒則有主教學院(Patriarchal College)。

一八四二至五〇年間住在貝魯特的弗瑞德.尼爾(Fred A. Neale)是個仔細但懷有敵意的觀察者。

他注意到十字軍城牆外,天天都在興建巨大新豪宅,富商的產業;咖啡廳、鄉村別墅及絲綢工廠。隨著居民愈發富裕,更多注意力導向服裝與時尚……很少人不能以東方的通行語言義大利語交談……某些貴族偶爾舉行盛大晚宴舞會,各種宗教各色打扮的精英人士都獲得邀請出席。在這些場合中,帕夏軍隊通常也會參加,就在執行任務之後。

房屋中開始出現家具與刀叉。劇院與報紙也開始營運。當穆罕默德.阿里之子,埃及統治者薩伊德帕夏於一八五九年造訪貝魯特時,他下榻布斯特洛斯家族的宮殿豪宅,而非鄂圖曼帝國的省長官邸。

貝魯特人喜歡在晚間散步,向西前往貝魯特角(Ras Beirut),亦即今日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所在的峽角。男孩在海中游泳。人們一邊抽著長煙筒,一邊在椅子上「開懷聊天」。女人們成群蹲在地上,「心懷渴望的年輕人……身穿精采民族服飾」來回走動,或騎著阿拉伯馬練習。

夜間的寧靜被狗群「吠嚎嘶吼」、「成群豺狼的低鳴」或軍隊在鄂圖曼軍營吹響撤軍號或點名的「永恆喧囂聲」打破。尼爾的比喻很快就家喻戶曉,他稱此城為「完美的敘利亞巴黎」。就像士麥拿與亞歷山卓,多樣性與彈性是貝魯特的本質。

對來自東方區域的人來說,貝魯特就像一座歐洲城市;但若從歐洲抵達,訪客會覺得自己身在「新世界」。

港口本身也愈發繁忙。乘客由「半裸當地人」送上岸。一上岸,「(旅人)每一步都會迎上匆忙倉促的場景:蒸氣輪船到港、輪船離港;商人們忙著收郵件;辦事員拿著登陸帳單與交換券四處奔忙;貨物卸下,其他貨物則上船運走,中間商穿梭其中,溝通與這座商業城市有關的上千事項;充滿歐洲的商業氣氛」。商鋪中充滿外國商品。一位旅人提到一八三五年與五五年之間的差異,就像夜與日一般。貝魯特的人口成長一倍,成為一座城市。商賈可以躺臥在低榻上,享用咖啡與長煙筒,但桌上放的是歐洲書籍。

貝魯特興起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基督徒信任貝魯特的商會,成員來自「各族裔與信仰」,為了解決爭端而成立。貝魯特的合併進出口量從一八二五年的一千萬法郎,成長到一八四五年的三千八百萬,一八六二年則來到七千七百五十萬法郎。

然而經濟成長伴隨也促成屠殺。隨著封建世家的權力衰退,馬龍派修士的信心卻逐漸茁壯,見聞日廣,也更支持法國。一八四一年,理查.伍德寫到不同教派間「對彼此的強烈恨意特別明顯」。一八四二年,鄂圖曼政府終於實現長久願望,廢除了「大公國」──希哈伯家族像僕傭一樣遭到斥退。

一八四二至四五年,部分出於歐洲政府的建議,行政改革首度引進「教派代表作為黎巴嫩公共生活的組織原則」,今日仍舊如此。黎巴嫩山劃歸一名馬龍派與一名德魯茲派副總督管理,聽令貝魯特的鄂圖曼總督。共同生活的傳統,例如穆斯林在教會中祈禱,基督徒也會呼喚阿拉與穆罕默德,開始遭到破壞。

天主教與新教傳教士到來,加上外國領事,更加深宗教派系之間的裂痕。

一八六〇年五月,在馬龍派農民抗議德魯茲派地主的經濟抗爭中,德魯茲人開始攻擊黎巴嫩山中的馬龍人,如同一八四〇年的情況。另一場黎凡特災難正在逼近。隨機謀殺隨即轉變成不分年齡性別的大屠殺。德魯茲人用殘酷的力量彌補了人數的缺乏,砍殺基督徒就像薪柴一般。光是在希哈伯家族,就有十七位成員喪命。最終,一名德魯茲編年史家寫下:「他們縱火燒了區域內所有村莊與農場,只留下滾燙岩漿,灰燼被風帶入空中飄散,因此整個區域變成一片荒地,只餘牛隻哞叫,貓頭鷹嘯鳴。」約有一萬五千人死於黎巴嫩山。兩百村莊遭毀,留下十萬難民。

許多基督徒逃往亞歷山卓,強化了當地的敘利亞社群。

我們可以透過住在貝魯特的法國商人貝都伊(Perthuis)伯爵夫人的眼睛,見證這些事件。她對貝魯特非常熟悉,曾於一八五三年造訪此地,並留下日記。他們住在舊城牆內半阿拉伯、半歐洲的房子中。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在他先生興建的通往大馬士革道路工程上工作的德魯茲人與馬龍人,開始發生爭執:「可怕的哀叫聲、恐懼呼喊與槍聲。」就像一九五八與七五年將發生的情況,貝魯特的街道空無一人。

從她的窗戶看出去,除了難以比擬的山海美景外,她看見遠方的基督徒村落正在燃燒。

德魯茲人相信貝魯特有個法國領事支持的基督徒反叛委員會。德魯茲人拿著火把挨家挨戶摧毀基督徒村莊的消息傳來,基督徒難民逃進城裡,在外國領事館中紮營。無法戰鬥的德魯茲婦女,以話語鼓勵或刺激男人加入激戰。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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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魯特成為恐懼之城。六月二十五日,根據貝都伊伯爵夫人的紀錄,「從早上開始,城裡的穆斯林一直非常激動,基督徒則被恐怖攻擊激怒」。一名穆斯林被發現遭到謀殺,他的父親以刀威脅法國領事。「穆斯林婦女的激動最是可怕」,貝魯特穆斯林宣布他們將殺死所有基督徒。一名穆斯林商界領袖歐瑪爾.貝呼姆(Omar Bayhum)以及其他貴族讓群眾冷靜下來,加上鄂圖曼軍艦載著士兵抵達,同時在歐洲領事同意下處決被指控的基督徒謀殺者。

貝魯特無法負擔所有難民,因此領事館與修道院也提供食物。

就像危機中的士麥拿人,許多貝魯特人也乘船逃難。貝都伊伯爵組織了一個救難委員會,他的妻子縫製衣物。她寫下:「在市長官邸,他們失去了領袖。貝魯特的市政府已不存在。只好臨時以委員會的方式組織政府,並聘任我兒子作領頭。」

看更多 馬可孛羅《黎凡特: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共存的實驗場,士麥拿、亞歷山卓及貝魯特諸城人文史》

圖、文/馬可孛羅 《黎凡特: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共存的實驗場,士麥拿、亞歷山卓及貝魯特諸城人文史》
圖、文/馬可孛羅 《黎凡特: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共存的實驗場,士麥拿、亞歷山卓及貝魯特諸城人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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