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滅絕罪」有助於解決歷史爭論或減少集體屠殺嗎?

種族滅絕,如何成為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

為了替一個國際的權利法案鋪平道路,聯合國大會確認《紐倫堡憲章》所承認的國際法原則(包括危害人類罪)是國際法的一部分。透過第九十五號決議,聯合國大會附和了勞特派特的觀念,決定要為個人在新的國際秩序中找到位置。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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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大會通過第九十六號決議案。這決議案比紐倫堡法官們所做決定更進一步:因為留意到種族滅絕否定「一整群人的生存權利」,大會決定推翻既有規定,認定「種族滅絕在國際法上為一種罪行」。萊姆金撰寫了一個種族滅絕公約草案,設法說服各國政府支持他的方法。他艱辛工作了兩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聯合國大會採納了《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成為現代的第一份人權條約。

條約在兩年後生效,讓萊姆金可以把自己人生最後十年投入於鼓勵各國加入公約。到他一九五九年心臟病發逝世於紐約的時候,法國和蘇聯已經簽字。英國在一九七○年加入。一九八八年雷根總統到西德比特堡墓園為親衛隊軍官掃墓,在這大有爭議性之舉後,美國也加入。

勞特派特在判決隔天回到劍橋,重新投入教學工作,抽時間陪伴家人和茵卡。「世界人權宣言」是受其著作《國際人權法案》的啟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即《種族滅絕公約》通過後隔天,「世界人權宣言」也在獲得聯合國大會通過。勞特派特因這宣言沒有法律強制性而失望,只能期待日後有進一步發展。勞特派特和萊姆金是倫貝格和洛夫的兩個年輕人。他們的思想引起全球回響,他們的遺緒影響深遠。

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的概念是平行發展出來的,一者著重群體,一者著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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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過了五十個寒暑,國際刑事法庭的觀念才得以落實,這是因為先前各國各有考慮,無法對懲治國際罪行達成共識。改變最終在一九九八年七月發生,其催化劑是發生在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的暴行。那一年的夏天,超過一百五十個國家在羅馬舉行會議,通過一份國際刑事法庭的規約5。我在談判過程中扮演一個邊緣角色,和同事一起在起草規約時給序言部分出意見。

我們隱身於暗處,幫序言加入了一句話:「各國有義務對犯有國際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轄權。」看起來沒有傷害性,這句話通過了協商過程,讓國家在國際法中的義務第一次被寫成白紙黑字。道納迪奧和法郎克一九三五年在柏林辯論過國際法庭的觀念,在過了三代人以後,終於創建了一個有權審判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的國際法庭。

國際刑事法庭協議達成後兩個月,阿卡耶蘇在一九九八年九月成為第一個因種族滅絕罪被國際法庭定罪的人。

這是國際刑事法庭對盧安達屠殺進行審判後做出的判決。

幾星期後的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倫敦上議院裁定前智利總統皮諾契特受到英國法庭的司法管轄,因為他被指控的刑求罪是一種危害人類罪。這是歷來第一次有國家的法院被授權審理這一類案子。

二○○七年九月,海牙的國際法庭判決塞爾維亞因為未能阻止發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種族滅絕,有失它對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的責任。這是第一次有國家被國際法庭宣布觸犯《種族滅絕公約》。二○一○年七月,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席爾成為第一個以種族滅絕罪被國際刑事法庭起訴的在位國家元首。

兩年後的二○一二年五月,查爾斯.泰勒成為第一個危害人類罪罪名成立的國家元首,被判五十年監禁。

相關的罪行和案子持續出現。種族滅絕罪和危害人類罪的指控遍見於全球各地,哪怕當初勞特派特和萊姆金的觀念是沿著不同的道路發展出來。

在紐倫堡大審之後多年,「種族滅絕」一詞在政治圈和公共討論愈來愈流行,漸漸被認為是「罪中之罪」,讓對群體的保護凌駕於對個人的保護之上。這也許是萊姆金所創的這個詞本身的力量所致。但正如勞特派特所擔心的,這種情形導致了兩種受害者之間的競爭,讓危害人類罪變得較不那麼邪惡。

這不是勞特派特和萊姆金各自努力中唯一始料未及的後果。要證明種族滅絕罪有其困難,而我從自己承辦的案子也發現,證明有摧毀一個群體全體或部分的意圖之需要(這是《種族滅絕公約》要求的)可以帶來讓人不愉快的心理後果。

它會加強受害群體成員之間的集體感,也會加強他們對加害群體的負面態度。

「種族滅絕」一詞因為聚焦在群體,常常會放大「他群」和「我群」的意識,有可能會無意中導致它想要避免的情景,讓和解較不可能出現。我擔心種族滅絕罪已經扭曲了對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起訴,因為眾人偏好被定位為種族滅絕受害者的心理,會對檢察官構成壓力,讓他們傾向於以種族滅絕罪起訴被告。

對某些人來說,被定位為種族滅絕受害者變成了「民族認同中的根本」,無助於解決歷史爭論或讓集體屠殺較少發生。這就不奇怪有一份大報的社論在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的一百週年紀念日當天主張,「種族滅絕」這個詞也許沒有幫助,因為「它只會攪動民族的怒氣,不會促使國家毅然檢視它所需要檢視的歷史紀錄」。

雖然有這些考量,但我還是相信群體意識是一個事實。

早在一八九三年,社會學家貢普洛維奇就在《在種族鬥爭》一書中指出:「個人是以群體一員的身分進入世界。」這種觀點一直有人主張。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在一個世紀之後寫道:「我們的血緣本性是根深柢固,因為群體對抗是讓我們成為我們的主要驅力。」在在看來,人性的一項基本要素「乃是人會不能自已地感覺自己歸屬於群體,並認為自己所屬的群體優越於其他競爭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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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我們的國際法系統構成一個嚴重的挑戰。一方面,人會被殺,是因為他們湊巧是某個群體的成員;另一方面,國際法因為會加強群體意識,可能擴大群體衝突的可能性。柯爾大概是對的,他在寫給朋友萊姆金那封措詞強烈的私人信件中說過:種族滅絕罪最終會導致它想要解決的情況。

看更多 貓頭鷹 《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

圖、文/貓頭鷹 《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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