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用紀錄片讓台灣社會 以平等姿態重新關心青春生命

共犯結構

前陣子在網路上看到某大學教授對現今大學生的觀察,提出的觀察確實都很符合現今大學生的樣子,其撰文馬上被網路媒體擷取、報導,也在諸多家長組成的社團中引起討論。常常聽到某些人把這樣的話掛在嘴邊:「現在的年輕人一點抗壓性也沒有」,或是直接稱呼年輕人為「屁孩」、「草莓族」。

每一回聽到時都覺得很荒謬,因為這樣的評論很輕易出口,提出的就算真的是年輕人的現象跟問題,卻忽略了思考:。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年輕人沒有抗壓性?又或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跟年輕人的想法越來越脫節?

綜觀整個台灣社會,世代間的想法充滿隔閡,甚至因為政治傾向、對資訊的掌握度、社會議題的關注、思維開放程度的不同,世代間的關係還有些撕裂,且在特定人士影響下,似乎越來越嚴重。只是輕易評論、不思考如何真正幫助年輕人,這樣的我們似乎也是共犯結構的一員,但仍然有許多人並不自知。

紀錄片1819被攝者黃斌。圖:陳毅攝
紀錄片1819被攝者黃斌。圖:陳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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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創造了苦悶世代

2018年下半年,我帶著攝影機回到母校-南崁高中拍攝紀錄片《1819》,拍攝的過程中我幾度想要放棄,因為高中校園的升學氣息濃重,偶爾還會有從第一節考試到第八節的狀況。

我見到眼前這群學弟妹常常趴在桌上,臉上帶著複雜的神情,上頭的成分有睡眠不足、不知道為何要讀書、不知道未來在哪裡的苦悶,即使是升學主義裡的佼佼者-班上很會讀書的那些人,仍然不減疲倦、壓力襲身。

我一直覺得台灣教育是經過拉扯後調整的產品,這個產品原先可能有很多理想,推出前會有很多關心教育的「家長團體」、「教育組織」以不同的方式去左右政策,例如動不動就發公文給教育部、不聽的話就在教育部前拉布條,教育部的長官不敢得罪家長,往往會安排會議傾聽需求,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

可是我們忘卻了一件事,家長團體究竟代表了誰的意見?

我認為教育的主體是學生,而這些家長團體、教育部的長官,誰又真正聆聽了學生的想法?不換位思考,總是以我認為這個對你好,就要學生當你們協商過後的實驗白老鼠,我認為這就是造成年輕人苦悶的關鍵。

高中校園裡有強大的窒息感。圖:紀錄片1819劇照
高中校園裡有強大的窒息感。圖:紀錄片1819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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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家清楚知道,科技及資訊日新月異、變化無窮,許多產業逐漸消失,意味著只要好好讀書、考上理想大學、就能找到好工作、組織好的家庭,一輩子安穩的路線,已經不那麼容易完全複製去走。

回到某教授對大學生的觀察,這時候教授也應該思考,為什麼大學生會這樣面對選課?為什麼大學生上課睡覺、滑手機?

我必須說一句難聽的話,許多時候台灣社會對年輕人的觀察,就像是一位記者要寫一篇報導卻不去採訪,只是抄抄網路資料一樣,這樣的觀察是以管窺天,提出的觀點離真相很遠。

讓台灣社會以平等的姿態觀視青春生命

在高中校園拍攝兩年的紀錄片,常有人問我說:「導演,你拍這部片是為了批判台灣教育體制嗎?」我笑著搖頭,這兩年我拍到了非常多高中生的日常,因為長期蹲點、真誠地相處,這群高中生對我沒有防備,因此我能像是牆壁上的蒼蠅,捕捉不同面向。

我拍攝紀錄片這兩年經過許多內心的辯證,我認為我自己拍攝紀錄片有許多目的,卻沒有太多冠冕堂皇的使命感。

紀錄片1819進入最後後製階段
紀錄片1819進入最後後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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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藉由這部片,能讓台灣社會以平等的姿態重新觀視青春生命,也許這會是世代間彼此理解的開端。

更重要的是,讓大多數的人重新想起,對耶! 我也曾經經歷過這樣的苦悶,那為何我忘記了?唯有真正花時間、花心思去理解年輕人,這樣的關心才不會淪為情緒勒索,藉由這部片也許會是許多人第一次花這麼長的時間聽高中生說話。

拍紀錄片這兩年,心情常常受到報導影響,每一回看到大學生輕生的新聞,我都會深切明白拍攝紀錄片是一條孤獨的道路,冷嘲熱諷、謠言攻擊從未停止、還耗用了非常多金錢跟時間,可是我能停止嗎?

我得做一點事情,讓這群尚未完全社會化,還有一點勇氣做自己的青春身影,好好地被社會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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