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問題是誰的責任?

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

全球化向來是提升全球生活水準的強力引擎。經濟學這一行在很多公共政策議題上分裂嚴重,但對全球化的評價倒是團結一致。不過經濟學家建議全球化應繼續下去,已失去大眾的信任。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下,經濟學這一行已喪失「營業許可」,這是部分原因。但更受關切的因素在:經濟學家對全球化的熱情不夠精細。

這件事很奇怪,原因在「全球化」根本還沒成為經濟學概念。

它是新聞界造的合稱詞,把很多差別很大的經濟進程攪在一塊兒,那些進程不可能有共同效應,遑論有益於全世界。

經濟學這一行對全球化稱不上專業,生怕任何批評都會助長民粹,因此對那些不同進程的負面效應,沒什麼著墨。然而負面效應對尋常百姓很明顯,而經濟學家似乎不重視負面效應,影響所及,導致很多人拒絕再傾聽「專家」。為了讓我這一行重拾公信力,我們得拿出較平衡的分析,承認真的有負面效應,而且妥善評價它們,目標在設計出政策回應,而解決它們。

經濟學這一行承認「我有責任」,或許較為盡責,而非義正詞嚴地進一步為全球化辯護。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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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問題的「我有責任」

大企業利益變得對制定經濟政策極有影響力,政策的焦點之一便是移民的福利。企業界喜愛移民的理由很明顯:移民擴大可以招募的勞工來源。但是,企業界的利益與公民並不一致。雖說有些移民同時造福企業及公民,但有時候它會削減公民福利而有利於企業。

全球化把貿易及勞工移動搞混了,但真要區分,有個基本差別:貿易是由比較優勢驅動的,而勞工移動的動力則是絕對優勢。

結果便是,雖然按教科書的標準假設,移民促進全球效率,但是沒有理由指望移民對移出國及收容社會雙邊都有益處。移民造就第三類受益者,就是移民自己,他們是唯一毫不含糊的受益人(假如他們沒能得到好處,就不會移民了)。他們斬獲驅使勞工移動的生產力差距,移民提升全球效率,指的是原則上,移民的財物轉移既給收容國也給留在移出國的人,如此讓大家都更好過。

但沒有這種財物轉移,移民可是造成兩敗俱傷。對移民本人來說很明智,但不必然加總起來,對社會集體有益。舉個例子,儘管明顯錯用珍貴技能,但假如一位蘇丹醫生搬去英國開計程車為業,全球GDP還是上升了。

一旦將移民設在大都會租的背景當中,那它可能會招致公民付出成本,就變得明顯了。

大都會產出的「租的大雜燴」(rents of agglomeration),部分被地主取得,但主要是被高技能而住居需求低的人俘獲。如果國家向移民開放邊境,那麼潛在工人數目就會擴張。對這種典型的國家而言,全球勞動力要比國內勞動人口多上大約一百倍,因此完全開放邊境的效果會十分劇烈。很多外國人比起本國人,技能更高而住屋需求更低。因為他們有角逐那些高生產力職位的動機心,於是會叫國人不得安寧。

這種進程對全球有效率,大都會經濟會成長,租的大雜燴也一樣。只是現在拿到租的人是誰?

隨著勞動人口技能更強,又沒那麼需要住居,租會由地主轉移到技術工,而讓租愈難用課稅來取得。技術工當中,目前已在大都會保有高技術工作的人會受益;他們與技能更高強的人共事,會變得更有生產力。但是那些被排擠掉、失去大都會技術工職缺的該國公民,會失去若沒有移民本來可以拿到的租;他們只能到各省城市工作,生產力沒那麼高。

這樣會把租由公民轉給移民。假如公民表達政治態度而反射他們的自利,那麼我們可以料想這兩種效應會明白表現,一種是大都會高技能公民情感上力挺移民,而各省公民會有反移民情緒。

頗類似的事情已在英國發生。今天倫敦人口數等同一九五○年,但成員改變可觀。截至二○一七年,百分之三十七人口是第一代移民,而在一九五○年移民數微不足道。沒有移民,倫敦人口也不會縮水三成七,世上沒有一個大都會如此。更可能的是:移民引進的人口,比起很多英國公民,住居需求低而技能高,因此勝過公民而取得倫敦的工作職位。

英國脫歐公投揭露這種認同上的分歧。但倫敦與國家其他地方的差異,可以反映移民分歧的經濟效應,作用在市內兩個新階級上頭。

沒錯,分析脫歐公投,可以測出兩個有點反直覺的預測。理論預測說,沒被擠出倫敦的那些高學歷階級成員,會因為高技能移民注入倫敦市,而變得更有生產力,因此相形各省的高學歷人士,較不可能投給「脫歐」。我們發現這一點正確:他們較不傾向脫歐達二成五。

相形之下,出身較低學歷階級的倫敦人,面臨低技術移民的競爭,但還沒搬離城市,真的因移民湧入而有所損失,因此比起同階級而住別地方的人,較不可能投給「留歐」。這一點又告正確:較不可能的程度達三成。所以,可能在倫敦城內,理智經濟人還安然健在。階級成分的差異,還有移民造成不同的經濟影響,就解釋英國公投脫歐結果方面,比起流行的大都會說法,指責各省有仇外情結,要強得多。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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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造成公民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成本,那便是往往會削弱社會之內已建立的互惠責任。

回想起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年代最睿智之舉,便是駕馭共同認同而造就許多新的互惠責任。那些人生證實很幸運的人承擔起責任,協助那些沒那麼好命的人。還有一種敘事,讓遵守的人有使命感,更強化責任的敘事。

誰敢保證或許就在下一世代,好命人的子女不會淪落到沒那麼好命,因此扛起互惠責任對大家的開明利己都有好處。

移民並沒聽到這些共有認同、互惠責任及開明利己的敘事,所以公民難免懷疑他們是否接受這些,結果便是好命的公民較不願繳稅而造福移民及公民同胞。這種效應對技能不高而焦慮的各省居民,聽來特別糟糕;就在他們必須喚醒互惠責任時,他們的同胞卻因移民,棄他們而去。真不幸,目前那種效應的證據,叫人不得不信。

新的全歐洲調查,記錄下收入高出平均那一部分的人,對旨在幫忙艱苦人的重分配課稅有什麼態度,已找到證據。真不幸,全歐洲收入超出平均的那些人,相形低於平均的人,對重分配的熱情往往降低。只是,這些反應再與移民占人口的比例搭配,一種明顯形態出現了:移民比例愈高,收入高出平均的人支持重分配稅制的意願就愈低。

故此,雖說有些移民可能造福接納他們的社會、自己的原生國以及移民自己,但是沒有理由認為:那麼大量的移民,受市場吸引而決定利己,對社會很棒。一如往常,意識形態有所誤導。左派是除了移民以外,一切市場驅動的進程都出自本能而懷疑,而右派本來無條件力挺市場,但移民則排除在外。

實用主義及務實析理比較講究細節,質問移民造福社會的有多少?還有哪些移民能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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