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逾六十年的藏人,要如何面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變局與挑戰?

中國並沒有一直一面倒地主宰西藏。

遠在西元七世紀,西藏(吐蕃)國王松贊干布統一了西藏高原,把西藏的邊界一直向東推進到和中國唐朝邊界接壤,當時雙方關係地位比較平等。西藏國王向東方展現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力,接受鄰邦朝貢,也納娶外國妻室。其中之一就是中國的文成公主,學者認為這位唐朝皇室成員是把佛教引進西藏的關鍵人物。

中藏關係的初期階段,西藏運作有如獨立的國家。九世紀時,兩國甚至締結條約、畫定邊界。當時一份條約甚至鐫刻在石碑上,放在西藏首都拉薩大昭寺門外,以漢藏雙語記載雙方關係。

西元八二一年這份文件的部分文字寫明:「為進一步鞏固雙邊友好睦鄰措施,訂定一項偉大的條約。西藏和中國都將永遠維持現有國界。以東整個地區是大唐之地,以西整個地區肯定是大藏國土。在國界兩側均不應有戰爭、不應有敵意入侵,也不應有搶占領土。」條約生效當天,分別舉行「佛教和非佛教」的儀式,包括獻牲祭拜,兩國領導人並且歃血為盟。

從十二世紀起,中國受到蒙古統治者征服下,西藏深化和東方此一帝國朝代嬗遞秩序的關係。到了十三世紀中葉,西藏佛教最高喇嘛之一的薩迦派八思巴和蒙古統治者忽必烈汗之間建立起「檀越」關係(pristpatron relationship),透過宗教把西藏的命運和中國的元朝連結起來。

元朝在十四世紀中葉覆亡後,此一「檀越」關係並未延續下去。但是當滿洲人在一六四四年推翻明朝、建立清朝(它是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國祚延續到一九一一年),藏蒙同盟再度有利於西藏人。達賴五世在一六五六年訪問北京時,據說大清皇帝「以極大的禮遇和尊重」接待他。達賴五世「在蒙古其他部落中有極多的追隨者,其中有些部落威脅到大清……因此絕不能得罪他」。

就像一張三腳凳,藏、蒙、滿關係相互支持。就西藏人而言,他們沒有自己的軍隊,這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關係。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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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藏蒙同盟並不能永遠保護西藏。十八世紀初,遭到蒙古人連番入侵後,大清皇帝在一七二○年十月派兵進入西藏,剷除掉清朝西側的蒙古部隊。滿清剷除掉蒙古人統治後,在西藏境內設立行政上的保護國,目標是「控制西藏乖張的領袖之行動,特別是防止喇嘛利用對蒙古人的宗教影響力傷害大清利益」。清朝的意圖並不是把西藏併入中國,而是保護它不受外來(蒙古)影響,和泯除其內部(佛教徒)衝突。

接下來大部分的帝制時期,類似十三世紀的「檀越」關係強化了西藏人和中國的關係。西藏人管理絕大部分自身的事務,但是需要援助時就召請滿清派兵干預(他們在十八世紀時屢次如此做。據高士坦的計算,一共有五次)。

不過後來滿清本身面臨對他們權力的挑戰,加上中國國內動亂,限制皇帝專注邊陲地域的能力。沒有強大的中國作為西藏的奧援,拉薩的佛教領袖被迫要依賴本身的軍隊,以及日益管理本身的事務。高士坦說:「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大清對西藏的霸權已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

大清之後有一段短暫時期,英國人想要控制西藏。急著要在西藏和英國控制的印度之間建立貿易往來,英國使節發動一系列的貿易代表團和外交攻勢,但是大部分都被拉薩回絕。不過英國人不屈不撓,派出一支遠征軍在一九○三年開進西藏,強迫拉薩當局展開貿易談判,在一九○四年底成為征服西藏高原的第一支西方軍隊。

英軍後來撤退,但是撤退之前,西藏已經被迫和英國簽訂協定,開啟西藏邊城與英方貿易。

一九一一年滿清覆亡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中間這段時期,西藏得到更大的自主。由於英軍撤退,孫逸仙領導的新共和政府又忙著奮力爭取穩定,西藏於一九一四年透過在印度西姆拉(Shimla)簽署的協定,實質上獨立。通稱西姆拉條約的這項協定,並未賦予西藏完全脫離中國而獨立,但它的確確保西藏人控制安全、貨幣和宗教及政治事務。這個情勢維持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遠處的東方出現重大事件,永久改變了中國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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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擊敗蔣介石和國民黨勢力,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中國共產黨看待西藏大體上無異於帝制時期的前朝政府:將它當作緩衝區和資源來源。

但是毛澤東也和蒙古人一樣,認為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很獨特。共產黨控制下的頭幾年,它迎合菁英,同時也慢慢「教化」西藏最貧窮的人民接受社會主義(譬如,等候時機再引入階級鬥爭的理念)。但是即使如此刻意低調的改革步調,也沒被西藏人接受。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東藏地區的藏人起來抗拒。一九五九年,動盪爆發為全面叛亂,三月間,達賴喇嘛向南出走到印度,中國對西藏自治投下的套索無可倒退地加緊箝制。

接下來幾年,西藏最高領袖流亡在外,中國對西藏的獨立和自治展開嚴重打擊。

政治團體遭到勒令解散,寺院被破壞,剩下的傳統菁英也被剝奪原有的地位。支持或參與一九五九年三月那場沒有成功叛變的人,統統被判刑入獄或送去勞動改造。到了一九六○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淹沒西藏,本區域的傳統方式在中國的「破舊立新」中完全消滅殆盡。

毛澤東一九七六年去世為共產黨的改革派清出一條路,他們也給西藏人帶來一些希望,藏人盼能獲得較大的政治和宗教自由。中共黨主席胡耀邦任內(他看到毛澤東西藏政策的錯誤),西藏人能夠更多地控制本身內部事務。中國軍隊撤出西藏自治區內許多藏人地區。文革期間遭到破壞的寺院得以重新修建,有關西藏主權的談判也重新開始,進入西藏高原的漢人被鼓勵要學習本地語文。

這是北京一九五○年軍事接管以來,西藏最自由和最包容的時期。

當時中國黨政官員仍然指控這位西藏精神領袖企圖「分裂祖國」,但是他們也邀請達賴喇嘛結束流亡,只要他答應住在北京。這是達賴喇嘛一向拒絕的條件。一九八八年三月,即將卸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甚至表示,中國「尊重達賴喇嘛」。李先念說,問題是達賴喇嘛「不尊重中國、他的祖國」。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美聯社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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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九八九年的事件終結了外交示好。北京方面鑒於支持民主運動的聲音上升,共產黨內強硬派抬頭,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期,中國對西藏議題恢復更嚴峻的言論。一九九二年,中國發表一份白皮書,詳細闡明北京認為西藏高原過去七百多年都在中國主權統治之下的歷史證據。白皮書也提到其他事項:它毫不遮掩地宣布達賴喇嘛是國家敵人。「達賴的言行已經顯示,他不再只是他號稱的宗教領袖。相反地,他已經成為在國外長期從事分裂活動的政治領袖。」

當我在一九九七年來到西藏難民門口時,國際上對西藏大業的支持一面倒反對中國的立場。

中國鎖定西藏流亡人士的攻訐也沒有那麼明顯,而印度支持大約十萬名西藏男女老少以難民身分居住在其境內,也相當堅定。但是在二十一世紀之初短暫恢復談判之後,中國再度關閉和平解決的大門。二○○八年奧運聖火送往北京之下,中國覺得自己空前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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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時報出版 《來自北京的祝福 :流亡逾六十年的藏人,要如何面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變局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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