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究竟值不值得信任?反送中與兩岸關係

一位年輕親友表示他不能接受「兩岸一家親」的說法。我則表示這可能是目前最能有利於兩岸關係緩和,卻又不落入圈套的提法。即使年輕人不喜歡,恐怕暫時也沒更好的提法。我以為,年輕人似乎寧可選擇不惜一戰,所以連「兩岸一家親」都覺得無法忍受。我對此委實感到憂慮。

這位年輕親友則說:「我以前是很害怕戰爭的,但是現在我想通了,大陸就是隨時想弄你就弄你,你不給他機會,他還是會想辦法弄你。反送中之前香港怎麼了嗎,不也很忍耐嗎?」我相信這是目前很典型的一種思考邏輯模式。獨派應該主要就是抱持著這種思考邏輯。而會有許多人抱持這種思考邏輯,也反映出這種思考邏輯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過,我覺得還是有進一步商榷的餘地。

首先,區別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可能是有必要的。這兩個概念雖然事實上有時候是難以區分的,但是有時候它們又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有一天大陸人民起來反抗中共政權了,兩者的分野就會顯得非常鮮明。

做這個區別,我的想法是,我們可以觸怒中共政權,但不可觸怒中國人民。後者恐怕會讓台灣陷入長期的困擾中,難以翻身。反之,如果能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支持,中共比較不能對台灣採取太鮮明的對付、傷害手段,至少是會投鼠忌器。

至於說「反送中之前香港怎麼了嗎?」,這句話本身就很耐人尋味,它其實已經潛藏著反暗示。

如果是以「反送中」為問題的起點,那麼,如果沒有反送中這個行動呢?

事件的起始究竟怎麼算,很難說清楚。責任歸屬其實亦然。容我再說一段可能讓許多人不爽的話:我認為送中(其實應該稱為「逃犯條例」,這裡是順著一般媒體使用的名稱)修法本身其實沒有什麼問題。不修訂條例其實是很奇怪的。簡單說,中國大陸不僅沒有引渡權,依照現有條例,反而會形成香港對中國大陸有治外法權,就好像香港是當年的列強在中國那樣,中國方面的主權倒是被犧牲了。中國當然不能接受。如果我現在是中國大陸人,我也反對這種奇怪的、甚至被侮辱的關係狀態。

問題的關鍵當然是在於許多香港人對中共、甚至整個中國的不信任,憂慮中共藉此(暗中)控制香港,特別是藉此修理那些異議者。

不信任中共當然與前期的經驗觀察有關。中共建政以後,確實有不少動作讓人心寒,即使後期進行了改革開放,但畢竟還是沒有朝向民主化邁進。特別是若以民主化為前提,要產生信任談何容易。不過,我還是認為問題還有可討論的空間。簡單說,我認為中國社會既有的結構條件確實是不利於貿然走向民主化的。如果貿然走向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以下兩種狀態:陷入混亂狀態,或是(半)被迫走向專制,俾能勉強建立秩序。加之,中共早期走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路線,會選擇以專制手法來統治,以換取秩序與進步,並不難理解。

相對於中國大陸,台灣能夠在民主化之餘還維持著一定秩序,可能有以下幾個基本因素。

一是美國的介入。

美國的影響力是使台灣能進入民主並又有一定秩序的條件。但是,這個條件中,美國相對於台灣政府的強大,以及台灣政府對美國的必須依賴,是很重要的環境因素。台灣恐怕大體上是在美國的半強迫之下走向民主化。

二是比例上佔多數的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的普遍反感。

這是國民黨必須特別審慎面對的情境的一環。所以,當台灣人民要求民主化的時候,國民黨政府不敢輕易壓制。尤其當國軍的組成中,外省軍人比例快速減少後,國民黨政府更不得不忍耐並接受人民的民主化聲浪。

三是三民主義本身的思想作用。

三民主義提倡民主。這是具有正當性的思想路線。國民黨即使有種種礙難,也不敢於明白違反長期宗奉的三民主義所倡的民主原則。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台灣的經濟結構。台灣的吉尼係數長期是比較低的(.36以下)。也就是說,社會貧富差距不是太大。這有利於社會平穩走向民主化。反之,中共沒有走向民主化,問題絕不完全是少數統治者的主觀惡意,而是他們(主觀)覺得客觀上不得不如此。這種感覺部分出於他們的善意,而且大體是有客觀依據的善意。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體驗過或見識過在惡劣條件下的民主化、自由化所帶來的悲劇後果。

我深信,他們會做出上述的選擇,應該主要是出於「善意」。譬如我並不懷疑毛澤東的革命有拯救中國,特別是底層中國民眾的動機。許多早期共產黨員也都可能抱持類似的善意或正義理想。至於他們中有些人的行動背後也許有(潛藏著的)私慾,或許連他們自己都不太能意識到(也可能是下意識地避免去想)。激情的革命常常是對現實社會/政局不滿的年輕人的選擇。

只是,激情行動的結果常常會要付出更大的犧牲代價,甚至後果也並不是他們原初想要的。這卻不是他們所能充分預見,可能也不是他們耐煩去深思的問題。說中國社會的既存結構條件不利於貿然走向民主化,主要不是從輕視中國人的品格的觀點來立論,問題應該是涉及許多不同層面。這裡僅做最有限的討論。

相對於中國,我認為近代西方能走向民主化,至少有四方面的條件優勢:基督教的長期教化、希臘的理性主義思想、地理大發現與殖民所帶來的豐沛資源,以及非大帝國的統治形態。中國社會則相對處於較不利的處境。

基督教的影響也許又可分成兩面:其倫理有助於培養普遍的自律習性;以及當人本主義思潮興起時,再度用神本思想來調節人本主義思想。近代西方文化發展中,神本與人本思想的相激相盪應該是重要發展主軸。

大帝國的統治形態很可能是阻礙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因為作為大帝國,先前就耗去極大的努力以維持一種其實勉強的社會統合。這種統合狀態會鼓勵某些相關的意識形態,譬如強調尊重權力、強調和為貴,卻犧牲個人獨立性的養成,也犧牲理性溝通習慣的養成。中國人的行動邏輯裡,對理性態度並不特別講究,而許多人常常喜歡以「性情中人」自居。也就是喜歡在行動中融入個人感情,並且以此自豪。

問題是,在異質社會中,感情用事很可能會帶來不公平,甚至帶來混亂。

主觀價值判斷會藉著感情用事而深入個人行動,當利益與觀念立場本來就有差異時,感情用事就容易導致不同立場間的摩擦與衝突。而當混亂嚴重時,又不得不設法壓制衝突以維護基本秩序。從而,我們甚至就會看到有所謂的「霸凌人民」的現象。

總之,對中國大陸未能走上民主化,以及存在某些強勢的政府作為,我既有批評,卻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我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態,必須在許多層次上進行改革,包括一般人們的內在思維模式的改變。我希望強調,後者不可或缺。以為問題端在於中共執政者或這個政權的惡性,恐怕相當程度是出於偏見。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騰訊微信照片)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騰訊微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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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究竟值不值得信任?這確實是個問題。

但是,上面的討論試著解釋了中共未走向民主化的部分理由。重要的是,我認為問題並不必然是出於某種惡意,特別是出於中共領導階層的惡意。所以,從其動機上去懷疑他們,我以為並不恰當。

再說,中共未走向民主化,與香港是不是應該「反送中」,很可能是性質不完全重疊的問題。簡單說,反送中背後很可能是有美國在推動,甚至是他們開頭點火。但是美國有美國自己的利益立場,他們恐怕樂見香港搞反送中,甚至是越激烈越好,結局如果是大悲劇,他們恐怕也不會太在意。大家想想,阿拉伯國家的茉莉花革命現在是什麼結果。

我們或許可嘗試把中國這個龐大整體想像成是個多重人格的人,而我們必須要和它互動,那麼,重點應該是如何喚起多重人格中的最善良的一面,並且盡量避免喚起那個最凶悍的人格面向。如果這個做法有效,中國確實因此能展現善良的一面,那麼,送中就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至於這究竟能不能有效,顯然又是一項考驗。獨派顯然對此持否定看法。

但是,我並不認為應該如此看待中共,而且,我以為這可能是台灣與香港唯一的選擇。如果真激起中國大陸廣大人民對香港或對台灣的強烈反感,台灣或香港都絕難有好下場。

要了解中共的性質,我想需要去了解馬克思思想、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及中共在中國的源起背景等;當然,也很可能需要了解中國人的性格特質,特別是其如何影響階級革命的行動。馬克思思想,有人認為是洪水猛獸,但是佛洛姆說他是最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家。他強調階級鬥爭,卻也關心人性「解放」。而且,鬥爭是為了解放。

中共的源起可說是近代中國人對深沉苦難的過激反應。

說他們是過激,可以有兩重涵義。一是他們嘗試改造傳統(階級)結構,這是很容易激起反彈的。國民黨在蔣介石崛起後的清黨、反共動作,可以說就是對共產黨過激行動的反彈。另外,過激也可以是指其行動非理性。

不過,共產黨用組織力量對人民進行嚴密控制,這主要應該是俄國列寧的創意,而不是馬克思的主張。

馬克思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大眾通過階級意識的形成而團結。而列寧則是以知識菁英為骨幹,形成嚴密革命組織,再來引導、推促民眾循革命綱領行動。而結果是馬克思的革命失敗了,倒是列寧革命成功了。似乎顯示通過組織對民眾進行嚴密控制是行動成功的有效法門。美國以自由主義思想來抨擊共產黨的控制行動。台灣人也受到美國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

不過,馬克思對(個人)自由主義是不以為然的,理由是人先因為階級結構而不平等、也不自由。不考慮階級問題,逕行賦予個人自由權利,會使原本被剝削的人被剝削更甚,這樣的自由對他們沒有積極意義,倒有負面意義。要思考的問題很複雜。

總之,如果我們直覺地、意氣用事式地去看中共或中國,不太可能看清楚他們的性質,也不太可能公平評價他們,更重要的是不能對他們做出最理性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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