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場所隱私權侵害/社會上合理隱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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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嗎?在公共場所中時常會有存在著隱私權的侵害,倘行為人未以他人非公開之身體隱私部位,或其他落入刑法第315-1範疇為其侵害之客體,基本上我國舊有實務在接受了美國合理隱私期待(reasonable exception of privacy)的判斷標準下,其實難認有法律責任[1]。

不過,在釋字第689號解釋認為[2],即便人處於公共場所,亦享有隱私權對其之保護後,如何具體化此情況的合理期待為何,或是是否應該放棄此項標準,即有詳加探究之必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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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情況又如何呢?

將視角轉向歐洲,位於法國史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則是希望走出一條認為所謂的合理隱私期待;(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s a significant though not necessarily conclusive factor)。歐洲人權法院在2017宣判之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4]一案做出這樣的宣示,或許可以供吾人好好省思合理隱私期待概念之價值與意義,簡單概述該案內容如下:

「位於蒙特內哥羅的國立蒙特內哥羅大學(University of Montenegro)兩名數學系的教授表示,學校在他們授課的地方裝設了兩隻攝影機,攝影的內容沒有被有效控制,這實為對其隱私之侵害。」不過蒙特內哥羅法院卻未採納其主張,因為其所授課地點為大講堂,為一公共場合,自然沒有隱私侵害的問題。

先將多數意見保密,聚焦在協同意見跟少數意見上:Vučinić與Lemmens法官提出的協同意見,強調作為老師的申訴人與學生在禮堂的互動並沒有純粹的社會本質,在該禮堂中,教授被允許的行為或是表演,可能在課堂外永遠不會做出者。老師對此可能懷抱著合理的隱私期待,當然也有例外狀況,例如講座用於教育目的時,這樣的攝影可以給缺席的同學使用,但本案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5]。

註:協同意見(英語:Concurring opinion),法律術語,源自於英美習慣法,是一種由法院中的法官撰寫的法律意見書。當法官同意主要意見書的決定,但是他同意的理由與其他法官不同時,法官可以獨立撰寫協同意見書,以陳述自己的意見。 當法官之間意見分歧,無法形成絕對多數的主要意見書時,可能會出現數個協同意見書;而得到相對多數支持的協同意見書。這點可以參考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7條,雖然之後改成憲法訴訟法,只是還沒施行

意見分歧的判決

由Spano、Bianku跟Kjølbro三位法官提出之不同意見書,則是認為多數意見在公約第8條的私生活中,做了過於廣泛的理解[6]。三位法官認為,在大禮堂架設攝影機與私生活根本毫無關係,尤其考量該案之申訴人早已獲得通知、所攝影者為申訴人之專業活動、攝影是遠程的而且沒有錄音、影像模糊難以辨識個人,錄影只能由該學院的院長接觸且30天之後自動消除[7]。結論是,申訴人作為大學教授,且在大禮堂進行專業活動而不是在其辦公室,其合理的隱私期待,假設存在的話,也是相當有限[8]。

必須符合社會價值的「合理隱私期待」

另外提出合理隱私期待概念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Harlan認為,合理隱私期待之要件有二:1. 一個人已經表現出實際的(主觀的)隱私期待;2. 該期待被社會標準承認屬合理的[9]。

而後者,即客觀的合理隱私期待,也是目前在「合理隱私期待」的重點。也就是說要捍衛自己的合理隱私時,不僅是想要當事人要表現出來,並且還需要符合社會標準價值觀念。不過,歐洲人權法院前開案件的協同意見以及少數意見之爭論,某程度也凸顯了客觀之合理隱私期待概念,難有社會標準承認之共識。也因此,被多數意見採納,較與合理隱私期待概念無關的解決方式,成為了歐洲人權法院類似議題之穩固見解,Harlan 是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人,他一開始的想法認為有主觀跟客觀的差異存在。但是主觀在公共場合的狀況很難被確認,所以之後大家在的研究跟判決的重點還是放在客觀上,即社會上的共識為何。那這個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可以看到其實社會上共識也很難認定,否則也不會有協同意見跟不同意見,因此歐洲人權法院用了同一個概念,但是得出不同結論,所以即便是客觀合理隱私期待,由目前看起來成效不大。但望未來有空再來介紹。

參考文獻:

[1] 如臺灣高等法院98年上字第108號民事判決:「…經查,該等照片之拍攝地點為北投湯瀨溫泉餐廳,乃上訴人所自承。該3張照片有自餐廳窗戶拍攝、有於餐廳門口拍攝,或於馬路上拍攝,其拍攝地點均為公眾得出入之場合或公眾得共見共聞其行為之地點,要不具備隱密性。上開照片內容雖為上訴人之私人活動,惟不具對隱私之合理期待,縱被上訴人加以拍攝、刊登,不能認係侵害上訴人之隱私權。」。

[2] 見689號解釋理由書:「…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所保護。惟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不受此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

[3] 目前最高法院似乎僅針對GPS偵查表示過意見,見我國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而有無隱私權合理保護之期待,不應以個人所處之空間有無公共性,作為決定其是否應受憲法隱私權保障之絕對標準。即使個人身處公共場域中,仍享有私領域不被使用科技設備非法掌握行蹤或活動之合理隱私期待。」

[4] ECHR 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 no. 70838/13, 2017, §43

[5] ECHR 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 no. 70838/13, 2017, Joint Concurring Opinion of Judge Vučinić and Lemmens, § 4

[6] ECHR Antović and Mirković v. Montenegro, no. 70838/13, 2017, Joint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Spano、Bianku and Kjølbro, § 9

[7] Id. § 10

[8] Id. § 12

[9] 原文:「…My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 that has emerged from prior decisions is that there is a twofold requirement, first that a person have exhibited an actual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and, second, that the expectation be one that society is prepared to recognize as "reasonable.」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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