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身在毛澤東身後 中國共產黨開創元老 讓中共登上世界的關鍵人物——周恩來

序言 一個謎一般革命者的人生歷程

當韓戰正熾的一九五○年秋,剛剛獨立的印度共和國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邀請比他們還要新近開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同時也兼任外交部長)共進晚餐。

九月二日周恩來私下過來與我晚餐。和一般節儀有所不同,他的夫人陪著他一起來參加,當時周夫人身體不太好,通常不太常出門參加聚會。我也請了曾經和我在南京一起共事的朋友,緬甸大使宇敏登(Myint Thein)。席間非常熱絡,宇敏登所講的故事讓大家在整個過程中都笑聲不斷。我認為周恩來應該對像這樣的外交晚餐有點意外,他非常放鬆,還頻頻用英文表示這是個「家庭式的聚餐」。

主要因為有緬甸大使的高超幽默和周恩來所散發出的熱情,使得在餐桌上的對話,即便不能說是精采絕倫,也是機智處處、令人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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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位亞洲的政治和外交人物在冷戰重要時刻有了一次非正式的會面。潘尼迦不是共產主義的信徒,而且在工作上和稍早前戰敗的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有著良好關係,但是他認為在數十年的戰爭和被占領後,透過鄰國政府讓他們有所發展是最好的做法。宇敏登曾當過律師和軍人,也是緬甸獨立運動領袖翁山(Aung San)的支持者。他和潘尼迦一樣,曾經眼見國民黨在南京的政權崩解,而現在則在北京代表著剛獨立的緬甸。周恩來曾負責非正式外交工作,而潘尼迦和宇敏登則敦促他要對外派出外交使團,以免在韓戰中和之前曾經發生過的一樣遭到更嚴重的孤立。

周恩來私底下表現出的另一面使得他成為被世界各國所歡迎的共黨分子,但他的性格其實很複雜。在他工作生涯所得到的各種描述中,最常被用到的是「謎」、「灰衣主教」和「在權位背後的力量」。他從一九四○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均位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列。當他周遭的人在清洗和大規模鬥爭中紛紛半路落馬時,他仍然能位居原位,也成為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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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領導人中許多人出身軍事,或有著農民背景,少有人受過良好教育。周恩來卻是受過良好教養、城市出身、具同理心、有學識和相當受到非共黨人士、外國人和他自己屬下的欣賞。在中國,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中,他作為一個代表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保護朋友和同僚而被許多人崇敬不已,但也有其他人責備他放手看著文革發生。他並不是一位單純的政治操作者,而是一位政治家,並且在國際舞台上成就頗豐。

總理

周恩來在毛澤東擔任中國共產黨主席期間,在名義上負責所有政府事務,那段時間涵蓋災難性的政治嘗試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當許多人被免去職位,有些更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時,他依然在位。即便他的政治傾向和毛的對手更為相近──即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鄧小平,他仍表現出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劉和鄧兩人在文化大革命時都遭到了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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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長

周恩來同一時間也擔任外交部長,更是中國的首席外交官。他負責在韓戰期間(一九五○~一九五三)打造中國的國際地位;並在一九五五年召開的萬隆會議上和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進行談判;還在一九六二年中國和印度發生邊界衝突時負責折衝。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主要是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間),他從紅衛兵手中保全外交部免於被毀,並讓中國能在這十年的紊亂裡維持國際外交能見度,即便當時中國已經被西方國家和共黨世界孤立──有意思的是只有無甚相關的阿爾巴尼亞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六年都經常被視為是「毛的中國」,然而剛開始那幾年中國的門面都是周恩來,直到文革前對毛個人崇拜浮現為止,毛澤東對於外界而言仍是個未知數。

周恩來和鄧小平

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他們的生活中有許多地方很像,但兩個人在個性和背景上卻相當不同。他們或許不是很親密的朋友,但政治工作在他們人生非常重要的兩個時期將兩人拉在了一起:當中國共產運動初生時的一九二○年代在法國,以及當一九七○年代中國正從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中緩緩站起時。在老幹部中有這麼樣不同個性的存在,顯示出對中共支持的廣泛性。一九四九年後周恩來在鄧小平之前為政府所做的努力,讓鄧小平能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崛起,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權也有了可能。鄧小平以周恩來的聲望和想法為基礎,推動與他掌權在位密不可分的「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政策。如果說鄧小平是打造現代中國的人,那他憑藉的根基就是周恩來所設計出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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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生於一八九八年,是垂死的中國帝制百日維新嘗試失敗的那年。他經歷一九一一年的帝國崩解、各地軍閥交戰,以及國民黨和共產黨蔓延的內戰,這場內戰卻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因日本侵略而建立起兩黨難得的合作而被打斷。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二十七年後,他死於一九七六年一月,比毛澤東的死亡早了八個月。周和毛保持著非常親密的私人關係,他從來不公開批評毛,而在造成許多共產黨老幹部紛紛失去所有職務的文化大革命狂飆期間,他自己卻也遭到批評。他被毛的夫人江青攻擊,江青曾領著黨內的激進派系在一九七三年進行批林批孔鬥爭。

對周恩來工作的評價

要確定周恩來或是黨內領導團隊中的任何其他成員要為決策負責的程度是很困難的,不像毛澤東,畢竟在許多問題上毛澤東被認為是最後拍板的人,而且後來所有的失敗和災難都被歸咎到他身上。

在那本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高層很重要的研究作品《史達林團》(On Stalin’s Team)中,希拉.菲茲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提出了一個對照案例的方法來重新評價蘇聯共產黨和蘇聯。

他認為不能只用簡單的個人獨裁殘暴來看,因為即便在史達林有生之時,有時候也是以蘇聯模式的集體領導來運作:「集體領導,就是一個被認為最高領導的人在一批人的參謀下經理決策,通常最高領導的意見都要獲得這批人的同意,而其中這位最高領導的意見比其他人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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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比照經理團隊的概念,通常也可以拿來了解毛澤東如何遂行治理的途徑,至少對於人民共和國最早剛開始那幾年是如此。這裡的篇幅沒辦法詳細描述這個統治「團隊」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所有作為,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晚年的作為更應該要拿來作評價。希拉.菲茲派翠克也指出,將蘇聯領導人視為普通人看待的蘇聯史學者們,常常會成為那些喜歡簡單地把共產黨政治領導人描寫成本質上就是邪惡的人批評謾罵的目標。

她認為:「對歷史研究者而言,無法理解歷史人物以及他們對於自身作為的想法,因此才會無法掌握曾發生的事」比起錯誤地指責這些人為他們行為而做的辯護危害性更大。政治行動者都是可以行善、為惡和做出在善惡之間任何事情的人:人們應該依據他們的作為、他們對那些作為的想法和他所處的時代來評斷。

用於史達林統治下蘇聯的做法,也同樣適用在毛統治下的中國。──邁克.迪倫,於雪伍德森林,二○一九年十一月

看更多 時報出版 邁克.迪倫 Michael Dillon《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

圖、文/時報出版  邁克.迪倫 Michael Dillon《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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