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
我才剛抵家門口，正伸手要開門時，手機響了，是報社編輯總部打來的電話。
「巴黎發生恐怖攻擊（註：二○一五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晚間，巴黎及近郊發生一連串自殺爆炸和大規模槍擊事件，共有一百三十七人死亡，包含七位凶手，另有數百人受傷），感覺事態嚴重。」
外套還沒來得及脫掉，我便馬上再奔回報社。「即時快訊」團隊正在更新剛收到的資訊。那晚有多起槍擊事件接連在法國首都內各處發生，包括正在舉行搖滾樂團「玩命鷹族」（Eagles of Death Metal）演唱會的巴塔克蘭劇院（Bataclan）。其他部門的編輯，都聚集到國際新聞組支援處理新聞。
許多同事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從廣播聽到消息，也紛紛調頭跑回來公司幫忙。當地的特派記者們，持續回報著最新消息與細節。重大事件發生時，總能讓報社更有凝聚力，找回大家一起為同一件事努力的衝勁，儘管只是短短幾個小時。
「即時快訊」部門擁有很優秀的記者群，但自成立以來一直有個大問題，他們被刊登新聞的壓力及制約困住了，幾乎很少能實際作真正的採訪。為了獲取讀者點閱量，他們彷彿競賽般瘋狂地不停發新聞，大家觀念錯誤地以為，因為網路無遠弗屆，是個無底洞，必須將內容做到滿、滿到溢出才夠—我們的快訊多到甚至一天能發將近五百則。
我要求降低這個數目，新聞量可以少一點，但品質要更好。期望他們之後發新聞時，可以專注在品質上，讓我們數位版面的記者們有機會發揮才能，以免電腦作業的束縛，把他們對新聞僅剩的熱忱磨耗殆盡。他們的動作很快，是報社內速度最快的，但我要求他們先把已踏在加速器上不動的腳先抬起來。
若只是為了求快，搶先其他媒體刊出某則新聞，後續又要花精力勘誤自掌嘴巴，我們這樣根本不算贏。我們不要盲從網路散播的未經驗證流言或資訊，僅在官方證實的受害者數目出來時，我們才更新新聞內容。有件事，年輕一輩的記者們或許已不太記得，但我仍記得清清楚楚，就在二○○一年雙子星大樓與五角大廈遭恐攻時，我們曾發了一則頭條，寫著「史上最慘烈恐怖攻擊事件推倒美國霸權兩大象徵，造成死傷超過千人」。然而，實際人數根本未達這數目。
正當所有人都忙翻之際，我接到「矽谷小子」的來電，他說「樞機」對我們發出的新聞抱怨連連。
「他說我們的網站新聞都沒更新！有其他媒體已經報了死亡人數二十一人，我們卻還只有十九人。」（那天的恐攻行動總共造成一百三十七人死亡。）
「你在說什麼？」
「他說你們都沒有更新網站內容！」「還真敢講。」掛電話前我補上了這句。
若要說有哪個時刻，且只能挑一個時間點來說，是我們公司有十足把握確信選上的是最合適的總編輯，那絕對是發生恐攻時。我曾親自在峇里島、雅加達、巴基斯坦等地報導過恐怖大屠殺，也曾花了超過十年的時間，深入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之間，報導聖戰主義行動的新聞，同時親自採訪了多位基本教義派的首領，並拜訪伊斯蘭學校，試著了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那些年輕的穆斯林能痛下殺手，動手殘殺為數眾多的無辜人士。
然而，我們公司這些管理高層們，沒半個人當過記者，連採訪鄰近地區示威活動的經驗都沒有（更別說去採訪什麼恐怖攻擊行動），卻想要電話遙控已經忙壞的編輯們，指揮他們怎麼計算死亡者人數。大家正忙，我本想就這麼算了，但實在克制不住自己，所以我請他們給我一點時間，等下就回覆。隨後，我寫了信給他們二位，告訴他們我們當然知道怎麼估算數目，跟新聞相關的事，請全權交給在一樓的我們處理。
新聞業何時開始如此崩壞？絕對是管理者開始想做記者做的事，而記者卻去做管理者的事時。
從這段期間的觀察，我已得出很明確的結論，就是「二樓」管理高層完全不懂編輯總部是什麼，不懂它是怎麼運作的，也不懂它真正的需求是什麼。然而更糟糕的是，他們還自以為很懂。
我與「樞機」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嚴重，對談時幾乎已是各說各話，無論怎麼討論都沒有結果。他每天都打電話給我，就為了分析當天的報紙內容給我聽，批評我們對人民黨的貪汙案著墨太多，怎麼可以一有任何上市公司的負面新聞就大剌剌馬上刊出來，或是他認為我們選的頭版主題太激進；儘管依我之見，這些主題完全不具任何意識形態，都僅只是報導。
我從來無法理解他說的什麼左派右派：什麼氣候變遷、貧窮問題、移民問題、社會不公等等，是左派關注的議題；或者，現在因加泰隆尼亞獨立主義而遭受嚴重威脅的憲法權維護，以及創業促進、要求教育品質提升等等，這些是右派的提案。儘管政治新聞持續長期占據主要版面，不過只要有機會，我便會將國際新聞、科學、社會專題報導，這些從前只能靠邊站的邊緣主題，偷渡轉移到頭版刊出。
「大藝術家」曾向我要求，希望將頭版設計得更前衛，我也答應了他可以做。在頭版刊登政治人物參加記者會的新聞，加上極度催眠令人厭煩的記者會照片，都是西班牙媒體常見的老派做法，我決定將此陋習連根拔除。並且，堅決刪除陳述式新聞，那些由各政黨預先挑選日期、特意受訪，希望我們就完全照刊，不加任何背景資訊也不作任何補充的新聞，通通都丟棄。
這些改變堪比革命，不易讓人認同，「樞機」更是對此非常不悅。有時我必須去他辦公室找他，他就會趁機把《ABC日報》的頭版拿給我看，上頭登的不外乎是帶有評論性的標題和極其誇張的形容詞—如此傳遞資訊，完全違背了新聞應遵守的基礎法則。「這些頭版的標題，比我們的更有想法多了。」
「拿評論來下標題，當然很有想法。」
「你要笑就笑吧，但他們的銷量下滑得比我們慢。」
「實體報紙或許確實如此，但在我們網站註冊的會員有三百萬人。流失掉的只有原本就會消失的讀者。我們現在遇到困難，是因為我們敢做真的新聞，包括與我們的讀者意見相左的真新聞都做。即使我們的讀者裡有很多是人民黨的支持者，但我們還是敢揭發人民黨的貪汙弊案。因為我們要做個敢說真相的真報社。」
「樞機」再次把他最愛提的例子拿出來說嘴，句句意圖提醒我，當年我們報社刊出巴塞納斯跟總理拉荷義的私訊，揭發拉荷義的假面後，前總編輯何達卻因此被拔除之事。
他再接著說：「新聞刊出來那天，我們的報紙多賣了三萬份。但之後的銷量有如自由落體般往下掉，很多讀者遺棄了我們。跟讀者作對的報紙，是做不起來的。」
「若我們成為最保守、最擁護君主政體、最會說政府好話的媒體，報社的營運狀況就會好轉嗎？守舊派市場早就已經飽和了！《世界報》這個品牌，一直以來都這麼保守，再不改變我們只會全盤皆輸，大家一起死。」
「那些根本沒用。」儘管依數據顯示，我們的數位化企劃日漸獲得正面回響，「樞機」仍舊忽視那些成果而下此定論。「你放在頭版的主題，有些根本悖離我們讀者想看的東西，趕走了讀者。我可以給你看看我收到的反饋意見內容。」
「是你那些上市公司朋友給你的反饋意見嗎？還是哪個部長給你的反饋意見？你或你那些朋友的言論，都不能代表《世界報》的讀者群。大多數讀者們都不是大公司的主管，不會坐加長型禮車逛馬德里，沒有每天忙著跟不同的部會首長吃飯。我們做的報紙，不需非得讓你喜歡不可，你不是我們的一般讀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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