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領導層,網路上噤聲打壓:當名字成了某種禁忌

網路上的打壓

中共新領導層在二○一二年上台後,宣布將對網路政策做出重大調整。

如克利莫斯所言,在胡錦濤時期,雖然審查日趨升級,但「網路還是成為了活躍的社交和公共交流空間」,但在習近平治下,國家的政策目標發生變化,特別強調安全和網路的全面管控策略。新成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將網路的技術管控、宣傳功能和經濟監管職能集於一個統合的管理機構之下。

「九號文件」將開放的網路(列在「西方新聞觀」條目下)列為「七不講」之一。二○一三年四月,魯煒被任命為網信辦(網絡安全和信息化辦公室,二○一四年四月改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隨後發布了線上討論的「七條底線」。在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的一次秘密談話中,習近平稱網路是黨的新型輿論鬥爭的兩大主戰場之一(另一個是媒體的「傳統」戰場)。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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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二○一三年秋天,多名「大V」被捕(最知名的是薛蠻子,還有慕容雪村等多人),大量帳號被封殺,最高人民法院還對「尋釁滋事」和「傳播謠言」做出新的解釋(訊息發送人數超過五百,或轉發數量超過五千),將其擴展到線上活動。

二○一四到二○一五年,政府還通過並嚴格執行實名制新規,使管控更為強力和全面(囊括電話、網站和社群媒體)。最高人民法院最後還規定,在法律案件中未能向當局提供網路用戶身分和聯絡人資訊的服務提供商也要承擔法律責任。這一決定加速用戶向微信等基於私人群組的社群媒體轉移。

微信的一個特點就是不能和網路完全互通:例如,搜索引擎無法搜到微信公眾號的內容。這使中國的網路用戶越來越隔絕於世界之外。二○一四年三月,當局又對微信公眾號進行一次整治(當時已經限制公眾號每天只能發布一篇文章)。最後,還發起一場操作系統「中國化」的運動(政府機關的電腦不再預裝Windows系統,而外國的服務提供商則被要求向中國的監管部門提交源代碼和用戶訊息)。

二○一五年三月,習近平將這些舉措總結為「網路+」。

雖然一些人調整了自己的論述,或者找到保護性更強的管道,但總體而言,部落客和記者失去過往的輝煌。他們在二○○八年重大事件的助推下的崛起,曾是新世紀頭十年中獨特而具有代表性的現象。儘管如此,他們的活動還是持久地改變了菁英和民間之間的關係。

在中國的網路上,出現一種由民間部落客和作家們組成的批判性公眾,在某種程度上還成為年輕一代的主流。

依靠特殊知識、與國家和市場都保持距離、關注弱勢群體狀況的民間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與早期的網路技術保持一致。與之相比,大眾民族主義者雖然常常和民間空間有所聯繫,但他們和其他民間知識分子並相同,因為他們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國家鼓勵甚至協助公開表達這種民族主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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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寒選集英文版的出版在近期(二○一六)引發一些爭論,部落客莫之許批評知識分子在韓寒身上寄託很高的期望,但是很明顯的,他不可能改變體制。在對這一指控的回應中,曾金燕認為,一方面這種期許把標準定得過高(不是所有社會問題都能歸罪於知識分子),另一方面,韓寒原來的聲音已經被淹沒。

韓寒是短暫的部落格時代的產物,在讀者日益深陷同溫層小圈子的社群媒體時代,他根本無法存活下來。由於中國政府打壓知識分子,很多人離開體制,還有人變得憤世嫉俗、態度過於苛刻。相較下,曾金燕相信在體制內開展實際行動仍然是社會代價較低的選擇:不是因為這些行動能改變體制,而是因為這些行動是有意義的。「我們可能改變不了政治,但應拒絕被政治改變。沒有幻想的人生和歷史,是停滯和死寂。」

隨著網路出現的新型公共文化在民間知識分子的崛起中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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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媒體的發展不僅使民間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公共話語更加多元化,還創造出「民間新聞」(《南方周末》語)的空間:這樣的新聞不僅追求效益,也秉持專業精神,充分報導普通讀者關切的話題。網路為民間部落客和記者創造更多的機會,無論他們是普通公民,還是艾未未和韓寒這樣的「大V」。而書店和紙質刊物等更傳統的公共空間也能提供新的可能性,比如單向街。

值得注意的是,對草根的忠誠和殘留的菁英主義之間的矛盾,仍舊影響著一些最知名的評論家:即使一個人自我定位為反菁英,但菁英主義的印記還是會有所殘留。韓寒號稱為普通人立言,他一方面為挫敗民族主義等各種「宏大理念」而自豪,一方面又大談他眼中的公眾的道德缺陷。

許知遠批評反智主義,並為生產高質量的文化內容而自豪,同時又批評菁英的虛偽。從這個意義上講,民間知識分子尚未解決他們前輩在整個二十世紀奮力面對的難題,這並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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