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如何塑造我們?納粹的街道名稱如何讓我們反省歷史?

柏林:納粹的街道名稱如何讓我們反省歷史?

某方面來說,街道名字真是厲害的宣傳工具。說出路名,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考量,更棒的是,每當你要指路、寫信、進行各類申請,你就被迫得使用路名,國家真的能夠「把字塞到你的嘴裡」,譯 而納粹最能了解箇中奧妙。

希特勒《我的奮鬥》(Mein Kampf)帶來的教訓之一,就是人民是健忘的,同時,人民是容易被賦予印象的。希特勒心腹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之任務,就是要塑造出納粹的「訊息棒」(message stick);戈培爾曾寫道:「一位聰明的宣傳家,其任務就是找出很多人會想到或使用的東西,循此道觸及所有人,從知識分子到尋常百姓。」

一項簡單的訊息,只要在切合的脈絡之下不斷重複,便可以在人心中成形,並永久長存。那麼,還有什麼訊息,會比路名更簡單?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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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位於倫敦西區泰唔士河畔,我進入這棟全以玻璃與石材打造的建築,一位工作人員交給我幾本厚厚的檔案,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境內的英軍檔案,文獻封面有紅筆潦草寫下的幾個字:「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

將檔案放置到美耐板桌上,我翻開內頁,閱讀好幾疊軍事基地的文件,內容是關於奧地利境內的街道情況。我發現了一份備忘錄,泛黃紙張上的文字解釋道,英軍如何將納粹時期的街道名字改回原本名稱。除了阿道夫.希特勒路以外,多數要被取代的納粹街道名稱,聽起來都像是從德國教科書中抓出來的尋常名字,諸如漢茲.朗茲(Hans Lanz)、米黑爾.迪特雷希(Michael Dietrich)。

不過,迅速吸引我目光的是那些新街道所在的城鎮名稱—「猶登堡」(Judenburg)。

今日的猶登堡,是座人口少於一萬的古老城鎮。我透過電子郵件聯絡猶登堡的檔案庫,看看能不能有更多認識。檔案管理員希斯特(Michael Schiestl)回信道,這座城鎮確實是因猶太人得名,猶登堡的意思就是「猶太人的城堡」,這個名字可以追溯至十一世紀,當時此地是座市集城鎮,該城鎮紋章的主角是猶太人,直到猶太人於十五世紀被驅逐為止。在奧地利即將被併吞之際,要求更名的信件如雪花般飛來,舉例來說,有位市政公務員曾寫信給希特勒,表示本市「始終是納粹理念的忠誠守護者」,懇請「我的元首」能將本市自其名字中解放。

希斯特從檔案中寄給我幾個範例,以下是其中之一:

布爾諾,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敬愛的先生!眾所周知,第一日耳曼人、最正直的日耳曼人、您的元首希特勒,痛恨一切與猶太人相關、聽起來有猶太味的事物。然而,您可敬的城市卻擁有醜惡的猶登堡之名。我呼籲閣下盡快召集市鎮大會,並且向市中傑出且權威的領袖人物提出申請,將先前的猶登堡一名改為「阿道夫堡」(Adolfburg)……

保羅.安德里亞斯.穆勒敬上

克伊茲巷二十三號,布爾諾

還有另一封:

埃森,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

致猶登堡市長:

我因「大日耳曼帝國」之創建而雀躍不已,故我企圖透過地圖,讓自己更了解您的地區,然我發現您的城市名稱「猶登堡」頗令人不適!……若能禁絕與猶太人及壓迫者相關的所有事物,這將是一份貢獻;另一方面,「優柏堡」(Jubelburg)若能作為新名字,可以永遠提醒我們,紀念希特勒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至十三日間在奧地利受到迎接的「歡慶」(jubilation)。

希特勒萬歲!

胡果.莫茲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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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鑒於猶登堡一名的悠久歷史,城鎮人民雖不欲更名,他們表示戰爭結束之後會再考慮。

但他們確實移除了城鎮的標誌,也就是紋章中戴著尖帽子的猶太人頭像。

然而,即便市鎮名稱維持原狀,納粹依然改換了猶登堡內的街道名。希斯特告訴我,這些新街道名字得自於企圖在德國併吞奧地利之前,就向奧國國會發動政變的納粹分子。德國人將「美麗的死亡」美化為民族神話,正如戈培爾所寫,真正的納粹人必須將「理想」視為超越一切,乃至於和「人類做抉擇時所能獻出的最高價值之事物—犧牲生命—相衡量」。

服膺該想法者,首先是希特勒的衝鋒隊領導者霍斯特.威塞爾(Horst Wessel),其人於一九三○年為共產分子所戕,他的名號迅速在德國的新生兒與街道命名上蔚為風潮。威塞爾是在柏林猶太路上長大的。希特勒在防空掩體裡吞下氰化物膠囊後,不到一個月,新的盟軍四國美、英、法、蘇政府開始統治德國,他們發現有很多事要幹。

五萬棟建築化為碎磚爛瓦;光是柏林一處,就有五萬三千個兒童淪為孤兒,其餘孩童則死於結核病、佝僂病、癩皮病、膿疱症;一九四五年七月赤痢大流行,導致每一百個新生兒就有六十六個死亡。在史達林(Joseph Stalin)知情的狀況下,蘇聯士兵強暴三分之一的柏林婦女(他們光是在德國,便造成十五萬至二十萬個嬰兒因此出世),傳染斑疹傷寒、梅毒與淋病。即便戰後的德國人口減少,但戰爭結束後的每日死亡人數居然是戰爭時期的四倍之多。

雖然如此,柏林各區新區長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一次集會時,首要議題卻是街道名稱。德國共產黨(German Communist Party)徹底調查所有柏林路名,在估計約一萬條街道當中,提議變更其中一千七百九十五條的名字。

理論上,人人都同意新路名有其需求,但歧異的街道命名哲學,已然預兆著遲早要切開柏林的那座牆。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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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史達林的七十歲生日,東柏林政府正籌備一項特別的禮物。

亞沙里亞滸(Maoz Azaryahu)生動地記錄道,十二月二十二日早晨,「法蘭克福大道」(Frankfurter Allee)的路牌被移除,數千人蜂擁至道上,簡直是過節的氣氛;此刻,駕著摩托車的人們揭曉新路名,工人帶著火把行進,柏林警察樂隊則演奏著日耳曼與俄羅斯的民俗歌謠,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國歌。煙火齊放,照亮一幅巨大的史達林畫像,亞沙里亞滸如是寫道。東德作家巴特爾(Kurt Bartel)提筆為此刻寫下一詩,詩曰:「我們該如何感激史達林? 我們讓街道擁有他的名字。」

至此時,東德與西德之分裂已成事實。在西德,明顯為納粹的街道名稱被移除,而某些反納粹人士的名字也獲得紀念,然整體而言,西德對於「去納粹化」已感倦怠,納粹式的街道名稱回復成原本的名字,戰後西柏林的街道名稱聽起來,彷彿戰爭從沒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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