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了解什麼是「政治」?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

圖、文/麥田出版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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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悖論

無政府主義主要的核心關懷包含:政治變革如何確實發生,無論透過改革或者革命、我們該如何了解什麼是「政治」,以及最後,我們最好該怎麼研讀政治。

跟一般人的看法相反,組織(organization)並不會催生抗議運動;情況是倒過來的,比較接近事實的是抗議運動加速組織調整,藉此得以拆解運動力道,將其導入體制內管道。遇上威脅到系統穩定的抗議活動,正式組織更是障礙,絕非促成者。

民主變革有一個極大的矛盾,雖然從無政府主義者的視角看來並不意外:被設計來消弭群眾騷動與製造和平的民主機制,能夠成功達到制度性立法並改變現狀的機率,微乎其微。大部分的原因是現存的國家機構都趨於固化(sclerotic),並且為主流利益服務;同時,絕大多數的正式組織所代表的是既定者的利益。後者更是直接抵住國家權力的咽喉,並且在取得國家權力的制度性路徑上,緊緊掐住了入口。

因此也只有大規模、非制度化的群眾運動,透過暴動、破壞財產、難以控制的示威、竊盜、縱火、公開違抗威脅到既存制度,才有望啟動結構性的變革。不可能公然鼓勵這些騷亂,遑論起頭。即便是左派組織,結構上傾向於有組織的訴求、示威與罷工,這些通常可以被既有架構接納。至於有名號、專員、章程、旗幟,以及有內部政治管道偏好的反對組織,很自然的會將衝突體制化,單就這點而言,他們堪稱是專家。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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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斯.福克斯.派文(Frances Fox Piven)與李查.克洛沃德(Richard A. Cloward)提出極具說服力的論證,顯示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一九三○年代的失業者與工人聯手的抗議行動、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以及福利權利運動(welfare rights movement),這些運動取得成功的時刻,就在於它們最具破壞性、最具衝突性、最缺乏組織與階層結構之際。

非體制力量不斷挑戰現存秩序,為了阻斷這些持續擴散的挑戰,最終迫使當局讓步。因為找不到帶頭的領袖進行協商,即便政府當局軟化,也沒有人可以保證把群眾帶離街頭。大規模叛逆脫序的行為,正因為嚴重威脅到了體制秩序,才促成新組織的形成,將這些對抗行為導入、收束進正常的政治運作之中。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精英會被迫與他們素來不屑的組織打交道,謀求化解之道。一九六八年,法國總理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就跟法國共產黨(一個體制內的「玩家」)談判,在薪資上大幅讓步,目的是將忠於共產黨的民眾切割出來,分別應付前者與其他野貓罷工者(wildcat strikers)及學生。

破壞的形式層出不窮,有時甚至出人意表。但是,根據訴求的清晰程度、是否聲稱占據民主政治的道德高度,還是能夠進行區分。因此,目標鎖定實踐或拓展民主自由的破壞,像是廢除奴隸制度、爭取女性投票權以及取消種族隔離等,就是明顯具有民主權利優勢的訴求。

但若大規模抗爭的目的,是要求每日工作八小時、從越南撤軍,或者,涵義更曖昧不明的,比方說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呢?這裡的目標合理、訴求清晰,沒錯,但算不算得上占據道德高位呢?這可就大有爭議了。有人可能會譴責一九九九年世貿組織年會上,「黑群」(black bloc)在「西雅圖之戰」年會期間,採行像是破壞店家並與警方血腥衝突的策略,可能失之太過;但若非他們接近計畫性的(quasi-calculated)動亂招來媒體密集採訪,隨後更廣泛的反全球化、反世貿、反國際貨幣基金、反世界銀行運動,哪有可能吸引全世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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