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英雄、妖怪還是受害者?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人類的未來?

「邪惡」的面目

希特勒真的邪惡嗎?在親衛隊或蓋世太保服役的人們邪惡嗎?那些對人類進行醫學或科學實驗的人呢?環繞著這個主題的神話是如此強大,就連暗示這些人或許不是妖怪而是「凡夫俗子」,似乎都有如褻瀆。

一整個歷史學派建立在「納粹不僅邪惡,而且邪惡地獨一無二」這個觀念上:提出不同說法的人都在全世界的學術圈、議會和媒體上激起一片怒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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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沒有哪位聲譽卓著的歷史學家,會否認納粹黨人或日本憲兵隊往往幹下邪惡行徑,但以同樣的方式為所有幹下邪惡行為的人定性,或許就是一種錯誤。從心理學觀點說來,沒有邪惡的人這回事,只有病態的人或身陷於病態體系的人。

就哲學觀點而言,邪惡的人與幹下邪惡行為的人也有所差別。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大的悲劇在於,它不僅將變態傾向的人拱上了把持大權的地位,更在社會體系內部滋養及加重病態,以至於就連凡夫俗子都變得既有能力、也熱衷於從事邪惡行徑。

有人願意公開談論自己在二戰期間所犯暴行是極其罕見的,行凶者對於自身行為對人類的影響展現出真切的關心,則更不尋常。湯淺謙正是這樣一個人,這位日本醫師在戰爭期間對數名中國俘虜進行活體解剖。

他的故事精準地說明了戰後日本、乃至於整個世界錯失了什麼。

湯淺謙一九一六年生於東京,是一名開業醫師之子。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是所受教養的完美產物:順從、勤奮、渴望向長上證明自己。他對於日本人的種族優越性早已耳熟能詳,也從不質疑他的國家有權侵略鄰國:他清楚記得小學老師這麼說過:「日本人是優秀的民族,要征服支那,成為亞洲的盟主。」他不曾質疑過這個想法:實際上,他從來沒想過在任何方面質疑或批評尊長。

湯淺追隨著父親的步伐,在一九四一年二十四歲時從醫學院畢業。但他想要為日本的對華戰爭出力,於是立即申請出任軍醫。他在受訓兩個月之後授階為軍醫中尉,終於被派往中國東北。一九四二年三月,湯淺在中國山西省太原市附近的潞安陸軍病院上任不到六週,就奉召參加一次手術演習。這時他已經聽說軍醫會執行活體解剖,也知道所有下級軍醫都被要求參與;因此即使恐懼感揮之不去,但對於即將親眼看見的事又伴隨著某種好奇心,他還是不情不願地來到解剖室。

他到達時發現,醫院和師團人員全都在場─不只像他這樣的下級軍醫,所有高階長官也全都出席。房間一角有兩個中國農民,雙手被反綁在背後。其中一人默然肅立,顯然已經認命;另一人卻顯然嚇壞了,一直害怕地哭著。

湯淺不安地看著他們,但在長官面前努力保持鎮靜。他記得自己問過這兩人是否犯了死罪,但被搪塞了這樣的答案:反正沒有差別,他們遲早都會死於戰爭。人員到齊之後,醫院院長宣布開始。幾名日軍衛兵催促這兩個農民上前。

比較勇敢的那位冷靜地走向手術檯躺下,但另一位不停哭號,開始退後,退到了湯淺面前。湯淺不想在長官面前表現軟弱,遲疑片刻之後,他推了那個嚇壞了的男人一把,命令他「前邊去!」這麼做讓他覺得自己通過了某種考驗或經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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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中國人一被脫光衣服並且麻醉,軍醫們就開始演習。他們首先執行闌尾切除,接著截除這兩人的一隻手臂。隨後他們將兩人的一段腸道切下再縫上,最後將氣管切開。這一切實作的目的在於讓軍醫熟習戰鬥中常見的手術類型。湯淺因而得以在心中為這場活體解剖辯解,視之為搶救同胞的準備工作。

他所受的教育告訴他,日本軍人的性命價值遠高於中國農民。

經過三小時手術,這兩個中國人仍在呼吸,但氣息微弱。演習既已結束,剩下的就是了結這兩個農民,並且把屍體處理掉。醫院院長試圖將空氣注射進心臟以殺害他們,但不見效。這時湯淺奉命協助:「我扼住脖子,壓迫頸動脈,呼吸仍不停止……於是我和O中尉用中國人的腰帶各拉住一頭,用力勒緊脖子,可呼吸還是不止。」最後,一位軍醫建議直接將氯乙烷麻醉劑注入兩人靜脈,湯淺照做,兩人終於死亡。

那天晚上下班後,湯淺和同事們外出喝酒。他出奇地焦躁,但酒過數巡就覺得好多了,再也沒多想那天發生的事。

往後三年,湯淺又參加了六次活體解剖,處理了十四個中國人。其中幾次演習對於訓練軍醫沒有多大用處:包括睪丸摘取、大腦摘除及一般解剖演習。其中一次先將槍彈打進四個男人體內,再由軍醫不經麻醉取出彈頭。另一次由於參與人數太少,缺乏觀摩價值,醫院院長趁機練習使用軍刀將其中一人斬首。一九四三年四月之後,湯淺親自負責安排活體解剖。他毫不質疑地照辦,即使他知道憲兵隊幾乎是隨機捉人。

「並非是因為反正得殺死而進行活體解剖,而是『因為需要,務必送來。』因為那是救日本軍人生命的手術演習,就是為這個目的去捉人的。」

湯淺坦白承認,他當時對於用這種方式殺人毫無罪惡感。「我們覺得他們就像廢物。垃圾。」一九四五年八月終戰時,湯淺必須決定要返回日本還是留在中國。他和成千上萬的日本人一樣決定留下。他從未想過中國人可能會想要報復他們這些日本醫師的所作所為,因為他自認沒有做錯事。因此他留在中國,結婚生子。

往後數年間,他繼續開業行醫,診治中國和日本患者,並指導中國的新進醫生。

共產黨贏得內戰,掌控中國過後兩年,他才遭到逮捕。一九五一年一月,他被送到一處戰俘營,但他並不太擔憂,因為他仍然不認為對活人實施手術演習是重大犯罪,更稱不上邪惡:「其實心裡在為自己辯解:『因為是命令,沒辦法。那是戰爭,這種事很多,到處可見。』況且戰爭已經結束了。」

直到共黨政權命令他做出完整而誠實的自白,他才開始覺得不安,但即使在那時,以下的保證仍令他安心:俘虜真誠悔過即可獲得寬大處理,他只需承認自己的罪行,就能遣返日本。於是他做了三心兩意的自白─他省略不提某些更加可恥的細節,像是他執行過的大腦摘除手術,但仍期望這份自白能令審訊員滿意。結果並沒有。他的自白由於不誠實而被駁回,他仍繼續遭到關押。

一九五二年底,被關押將近兩年,多次自白被駁回之後,湯淺被送回山西,關進了太原監獄。他就在這裡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其中一名受害者的母親─被他摘除大腦的那名男子。

信中敘述了這位母親得知兒子被憲兵隊捉走之後的憂慮之情。信中說到這位母親試圖追趕憲兵隊的卡車卻追不上,找遍各處之後才被告知,兒子被送進軍醫院活體解剖。「我悲痛欲絕,」她寫道,「幾乎哭瞎了眼睛。一直耕種的田地不能再耕種了。我吃不下飯。湯淺呀,聽說你被抓住了,我向政府要求一定給你嚴厲懲罰。」

相較於其他任何事物,這封信終於讓湯淺明白了自己戰時行為的嚴重性。

在此之前,受害者們在他看來就只是人體,用於手術教學的樣本─實際上,他很難想起這些人的容貌。如今他意識到了這些人也是活著的人類,也有家人和社群生活,他也終於第一次記起了當他開始動刀時,他們臉上無助而驚恐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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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淺在陰暗的牢房裡又待了三年半,回想著這些畫面,同時試著理解自己到底怎麼能夠做出這麼可怕的事。一九五六年夏天,他終於獲釋並被遣返日本。

湯淺的故事幾乎自始至終被否認所貫串。起初,他自我否認自己的行為是錯的。他在整個戰爭期間以一種顯然清白的良知持續否認:他承認自己從來不曾失眠、不曾做過噩夢,當然也毫無悔意。戰後他仍在否認,不覺得自己有理由害怕中國人報復。

引領著湯淺脫離這種毫無知覺狀態的唯一一件事,是一段漫長的靈魂探索過程─起先是被逼的,但後來更多出於自願,在受害者母親的來信讓他睜開雙眼,直面自己犯下的恐怖行徑之後。要是湯淺在戰後直接歸國,他很有可能完全不會展開面對自身、乃至面對日本過去的這個過程。

湯淺過去的同事們似乎毫無疑問正是如此。他在一九五六年返回日本時,受邀參加一場歡迎他回家的招待會。其中一些賓客是曾經與他共事的軍醫和護士。徹底出乎湯淺意料的是,他發現幾乎沒有人對自己的戰時行為重新思考。

甚至有個人問他,為何中國人把湯淺說成是戰犯,明明他和其他軍醫在戰時的行為都是完全正確的。湯淺只是反問他:「不是和你一起幹過那種事嗎?」而他的同事完全想不起來他在說什麼。

其後數年,湯淺和數百名戰時曾在中國占領軍服務的醫療人員共事,但他們對於罪惡全都隻字不提。一九六○年代初期,他決定著書敘述自己在中國的見聞與行為。他認為坦白說出自身的罪惡,藉此讓這段從未被公開承認的日本歷史真相大白是很重要的。

但書一出版,他就立刻收到恐嚇信,痛罵他若是讓這場多數日本人覺得忘了最好的戰爭的這個面向,重新受到注目,會是「丟臉」或「愚蠢至極」、「虛偽至極」的。進行過活體解剖的同事們則來信表示,他的著作令他們「感到甚大威脅」,因為他們不想面對過去。否認無所不在。

深入訪問過湯淺的精神科醫師野田正彰認為,這種心態展現的正是整個日本醫學建制的病灶,實際上也顯露了整個日本社會的症狀:透過否認過去,我們失去了什麼? 否認親身經歷的事情,形成變態心理,被壓抑的心靈傷痕帶來感情的僵直和病態的衝動。我們真的生活在與那場侵略戰爭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嗎?透過否認過去,我們嫁接了什麼?

湯淺面對自身罪行所經歷的痛苦過程,是很少人願意參與的,社會就更不用說。德國應對過去的方式獲得不少讚揚─特別是受到日本學者讚揚,他們無法想像任何類似的過程會在自己的國家發生。但如同湯淺,德國走上這條路也只是因為被迫如此:首先被盟軍逼迫,他們堅持運用新聞影片和強迫參訪集中營,「再教育」德國人該國的惡行;隨後則被戰後出生的一代逼迫,在一九六○年代長大成人的他們,要求得知父母和祖父母在納粹時代的所作所為。這兩個過程都不曾以同等規模在日本複製過。

但即使在德國,要將這樣的事實提醒人們,仍需經歷一場鬥爭:監督屠殺猶太人、槍殺戰俘,在東歐各地姦淫燒殺的行凶者,都是凡夫俗子而不是妖怪。近年來,希特勒身為梅菲斯特式(Mephistophelean character)惡魔的形象,主宰著德國對於二戰的集體記憶;看待二戰本身的方式則愈來愈比照英美,同樣視之為一場正邪大戰。接納這套敘述容易的多,因為它似乎豁免了「一般」德國人的戰爭責任─倘若只有「妖怪」才會犯下戰爭罪行,我們其他人就能高枕無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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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湯淺這樣的故事提醒了我們,不僅戰爭的受害者是人,加害者同樣也是人。承認他們的人性並不會像某些人斷言的那樣開脫他們的罪行─其實恰好相反,因為只有我們的人類同胞才能夠為了不負責任的行徑而受到譴責。

將這些人稱為「妖怪」,效果適得其反:這麼做反而開脫了他們。

但我們仍然覺得有必要這麼做,因為這是一種把我們自己和他們劃清界線的方便法門。於是我們忽視為數龐大的歷史、社會學及心理學證據,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和我們自己沒有兩樣的凡夫俗子,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特別有能力犯下真正凶殘的罪行。實際上,我們也一樣在否認。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將民族與國家之間既有的偏見放大到鋪天蓋地、史無前例的程度,更提供了契機讓偏見轉化成仇恨,讓仇恨足以殺人。在某些情況下,它製造出了前所未見的妖魔。這樣的事件大規模發生,地點遠及挪威和新幾內亞。

這場衝突與其他衝突有所區別的面向之一,完全在於其殘酷程度。暴行在每個戰區都發生,每一方都犯下暴行,而且往往直接受到國家及其機構鼓動,以至於用一丁半點人類的體面對待敵人有時都很困難、甚至危險。參戰各方全都召喚惡魔,惡魔一被召喚出來,很快就成為真實。

我們至今仍與這些惡魔共生,其中既有原型的惡魔,也有呈現為新敵人的惡魔,而新的(毫不意外)惡魔與舊的驚人地相似。只要我們仍將二戰呈現為絕對正義與絕對邪惡勢力鬥爭,我們彼此之間的怨恨就不可能平息。這樣的概念讓勝利者得以輕易否認錯誤,戰敗者則難以面對自身罪惡:

它們至今仍是我們理解各國籍、各階級人類行為動因的主要絆腳石。

這些正義與邪惡的神話何以揮之不去,有著很充分的理由─這些理由與勝利者或戰敗者都沒有多大關聯。親身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絕大多數人,並不自認為英雄或妖怪,而是受害者。

實際上,我們對二戰的理解在許多方面,都由這種鋪天蓋地的受害經驗所定義。正是受害者的處境既譴責了惡人,同時帶給了英雄道德權威;也正是紀念這種受害感的需求,逼使我們再三回顧二戰。英雄與惡人至少還有放下過去、既往不咎這個選項。

受害者卻沒有這樣奢侈的選擇,如同我接下來會談到的故事。

看更多 馬可孛羅出版 齊斯.洛韋《恐懼與自由:透過二十五位人物的故事,了解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人類的未來》

圖、文/馬可孛羅出版 齊斯.洛韋 Keith Lowe《恐懼與自由:透過二十五位人物的故事,了解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人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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